读方志行贵州｜隆里所村：600年前那位建筑设计师，请收下我的膝盖

类别：人文发布时间：2024-01-03 23:04:00 来源：当代先锋网

2018年出版的《隆里所村志》。

隆里所村就是我们习惯称呼的“隆里古城”所在的村子，坐落于黔东南州锦屏县的这个古城仍是如今隆里所村的主体村落。迄今仍较好保存着明清时期古建筑群的村落地处一片平坦的田坝之间，仿佛水中一叶浮萍。2018年出版、纳入中国名村志的《隆里所村志》里说，村子因此又名“漂浮寨”。

这浮萍之说，似乎也暗合着隆里所的“出生”。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派大军前往贵州、云南，巩固国家西南边陲。在向贵州东部的“苗疆峒土”武力推进的过程中，遭到少数民族反抗。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朝廷在黎平建五开卫，在如今的隆里所设龙里守御千户所，次年即在如今这片开阔的田坝间建筑所城。60户从中原和江南等地千里而来的“军人家庭”，成为首批入驻此地的居民兼镇守士兵——随一纸皇命就离乡背井长途迁徙至此的他们，以及他们所落脚的这座军屯，命运的确就如“漂浮寨”所指的浮萍一般。

龙里守御千户所疆域图。

军户们世代为兵，子孙世袭其职，三分戍守，七分耕种，自给自足，不纳粮赋。他们无战则民，有战则兵，岁月静好时在乡场上，战事发生时在战场上——真是一言不合就“变脸”，画风转变很丝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就是600多年前的“贵漂”吧。不同的是，今天的“贵漂”是到贵州来追寻“向往的生活”，而明代“贵漂”却是皇令之下的无可奈何。每次来到隆里所，站在城外看那座伫立在田野之中，外形上依旧保持着某种戒备姿态的古城，我都会觉得相比“浮萍”，它更像一段岁月、一种文化和数百年生活所形成的标本——“那些奉着皇命，从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中原地区到当时偏僻荒凉的少数民族腹地屯守的屯兵，初到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一种优越感”，《隆里所村志》里这样写。当时的隆里还叫“龙里”，当时的千户所屯兵的使命也还是防守周边少数民族，这导致龙里千户所“与周边少数民族村寨长期处于一种互相防备和对立的状态，所不连司，寨不通屯，俨然是一座汉人孤岛。”这“司”，说的是在元代开始推行的土司制度下成立的龙里长官司；这“寨”，就是龙里所周边村寨。把自己隔绝在一座军事屯堡的明代屯军和他们的后代，在城外巨变的世界的衬托之下，越发显得像一个活态标本。

隆里所书香第。

今天在隆里所溜达，年轻人会觉得这里很适合玩剧本杀，只要穿上一身古装就能演穿越剧——至今保存的“三街六巷九院子”，是当初军事移民中原家园的“平替”；当然还适合玩一回古堡版的密室逃脱——将军事防御理念贯穿到建筑设计中来的隆里所，防御体系完备，设计周密。600年前的那位建筑设计师，请收下我的膝盖，毕竟他把这座“军屯”定位的城堡在当时的建设条件下做到了极致：城墙高筑，街巷设置错综复杂，街巷交接处都不设计成“十”字而是采用“丁”字形（《隆里所村志》上说，这是因为“十”与“失”同音，不吉利。而“丁”则寓意人丁兴旺，打起仗来不损一兵一卒）；北门大街还有意不与东西主街相通，一旦发生战事，可用于转移人员；居民后院均设有后门，户户联通（我的脑洞又开了：除了军事需要，隆里所人还可以通过“地上串门”和“地下串门”并举，增进邻里关系吧。他们要是玩“躲猫猫”，是不是技术含量也很高.……）；城门有内外两道，并架设可收放的吊桥，跨越城壕通往城外；至于城外，原来也有机关，在周围的城郊山坡上，还设有军事营盘……如此步步为营的设计，要是在其间玩一场“古堡逃脱”的游戏，我断然是不会参加的，毕竟我对“逃脱”了无信心。

今日隆里所。

这个戒备森严的军事城堡，在清顺治年间彻底“军转民”。随着明代屯政的荒弃，龙里千户所的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被悉数裁撤，从此变成黎平府所辖的一个普通村落。按照《隆里所村志》的说法，此中居民曾有的优越感逐渐失去，从此“致力攻读，跻身科举仕途”“成为黎平府人才荟萃之地”——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在不同时代里各有版本。

今日隆里所。

去隆里所，必看龙标书院。我对龙标书院的偏爱，大概源于在一个坚硬和充满戒备的军事古堡中，它所拥有的舒展包容的书卷气格外动人，如同铁汉柔情。龙标书院创办之前的很多年，这里除了战事频仍，参加科考也路途遥远、路况凶险。在科考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发生在1567年，当时的“龙里所”学子王大臣赴云南赶考，中第十八名文举人，创黎平府科考成绩之新标。“学霸”以一己之力，甚至改变了地方的名字——1658年，曾经的“龙里”改名“隆里”，更名依据正是近百年前王学霸的开科中举，对乡亲们所具备的“更新发科”之意。王学霸及其之前的当地学子，读书是要去黎平府寄学的，一直到1593年，当地人捐资创办龙标书院。

龙标书院。

书院经历了数次被毁与重建，我翻阅《隆里所村志》后只记住了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名字：张应诏，一个通过科考步入仕途，又以鸿胪寺少卿一职告老还乡的隆里所人。从官场退居乡间，他发挥余热的方式是这样的：捐木料、捐农田、捐银子、捐书，重建在战乱中被毁的龙标书院，并主持编纂《龙标书院志》。他一手重建的龙标书院，规模之大、藏书之多，在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开泰县志》中被列为黎平府“八大书院”之首——关于“文化自信”，我时常在这些远隔时空的贵州人身上获得。据说张应诏清正廉洁，“天子深嘉之，屡举以风励百官，‘清官’之名盈天下”；因而也很清贫，“囊无长物，惟古书数簏而已，茅舍数间不能增寸椽片瓦。授徒讲学，藉脩脯供朝夕。”翻阅贵州地方志的过程中，总能遇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人，正如清代著名学者、治水专家陈仪在张应诏墓志铭中所写：“黔山其高，黔水其长。大有人在，行卓徽芳。”

清末民初的隆里古城风貌。吴展先提供

但长久以来被隆里所人当作文化符号的，是另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唐代诗人王昌龄。李白著名的诗句“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写作的缘起就是好友王昌龄以江宁丞左迁龙标尉——后代学者们对“龙标”所指的真实所在也已争论半天，有说在湖南黔阳，有说在隆里所。按照《隆里所村志》的说法，从明万历时起，隆里所人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驱动下，不断营造以王昌龄为代表的流寓文化，建设龙标书院、状元桥、状元墓、状元祠等。“人们还将王昌龄写进地方史乘，形成独特的‘王昌龄现象’。”真相随他扑朔迷离，现世只管尽取所需。

隆里所街景。

几次去隆里所都是冬天，相比其他古城，这里商业化程度低，当地人维持着自身真实的生活形态，算得上“素面朝天”，又很“清静无为”。作为屯军驻守之地，隆里所农业生产条件优越，自古以来自给自足。整个明代，军户都只是屯垦戍边，不准从事商业贸易。清代开始隆里所也开设集市，做起生意来，然而从清代到民国，所城内的集市始终萧条。新中国成立前两年成书的《隆里所志》，由在中林乡任仓库管理员的胡植高纂成，并用毛笔小楷抄录保存，成为最早较系统地记录隆里所历史的文献。半个世纪后出版的《隆里所村志》里说该志稿“由胡植高后人珍藏，不轻易示人。”所幸其在编纂过程中大概还是完成了这桩不轻易完成的任务，书中摘录了《隆里所志》关于隆里商业境况的分析：“本所商业萧条，盖因地方偏小，且无水运之便……”即使到今天，吸引人们来到隆里所的也不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热气腾腾的商业，恰恰是它经历数百年后仍如同标本一般清晰可见的那种往事俱如昨，瞬间即穿越。

《隆里所志》

古城街道。

上次去隆里所时，我有些饿了。想起清代中期隆里所开设的集市叫做“兴隆市”，集市为吸引客流推出的“优惠政策”还被编成了至今流传的歌谣：“先修十字街，后建鼓楼台。每人一碗粉，看他来不来”——在旅游淡季清静的隆里所，我终究没有遇见一碗志书上描述为“口感柔软细腻，耐煮不烂，热烫凉拌皆可”的隆里米粉。当年歌谣里的那碗米粉到底是些什么浇头，又有怎样的风味呢，我越饿越想越好奇。

策划/黄蔚舒畅

学术支持/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文/图（除署名外）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舒畅

视觉/赵怡

编辑/赵珊珊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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