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八旬得到“好汉证”

本文转自：北京晚报

许光仲获得“好汉证”

▌许光仲（口述）本报记者张小英（整理）

2020年，我已经是79岁的老人了，平时很少上网。有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许老，网上正在找您呢，您快打开电脑看看！”于是，我按照朋友给的线索在网上搜索，果然发现一条新闻——八达岭长城广发“好汉”帖，寻找36年前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捐赠者。

这条新闻写道：“在‘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题词36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以下名单人士均可免费登长城，并赠予这些人士‘长城好汉’的证书，向他们当年的捐赠行为致敬。”这份名单，是当年活动第一批刻碑个人名单，包括全国各地280多个捐赠者。其中有5个湖北省的，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看到这一幕，我非常感动，通过网上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了工作人员。他们给我寄了一封感谢信和一张好汉证书。拿到这张证书时，我感动得落泪了。说实话，过了这么多年，我几乎忘了给长城捐款这件事，但我的名字却一直没有被忘记。

那是1984年的7月5日，我在报纸上看到北京晚报与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单位联合发起“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消息，心中很是激动，并捐出了全家省吃俭用攒下的500元。时隔多年，回想往事，我依旧心潮澎湃。

我是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人，曾在房县工业局担任办公室的负责人，现在这个单位已经不在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经常因公去北京出差，爬过几次八达岭长城。那时候的八达岭长城只有一小段修缮过，大部分都破破烂烂的。作为中国人，我看到这一幕很心痛，但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

看到“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消息后，我和父母商量，想捐500元用来修长城。父母听了后，半天没有说话。那一年，我43岁，全家老小都靠我一个月50元的工资生活。家人都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了500元，准备修家里的土坯房。家里的老房子年久失修，经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墙已经东倒西歪了。不过，我想，修长城是国家的大事，自己家的事是小事。我对父母说：“长城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怎么忍心看它破破烂烂呢？”父母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同意了。父亲对我说：“你说的对，国家的事是大事。家里的房子，以后再修吧。”

做完父母的工作，我按照报纸上的地址，通过邮局汇了500元到北京。可是，等了两个多月，也没有收到任何回信。我心想，难道是被骗了？如果被骗了，对我来说，可是巨大的损失。我想打听一下，但在北京无亲无故，不知道问谁。

无奈之下，我灵机一动，给中央电视台原主持人赵忠祥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核实一下，并随信附上自己的汇款单。赵忠祥能否看到这封信，我没有多想，只想着碰碰运气。

始料未及的是，一周后，我就收到“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寄来的一封感谢信。工作人员在信中道歉说，由于捐款的人太多，把我的地址搞错了，捐款收据寄到北京房山县（今房山区）了。结果房山县一看没有这个人，又把信给退了回去。

收到这封感谢信，我非常高兴。我和赵忠祥非亲非故，不知他是否帮了忙，但我打心眼里感谢他。而我收到的这封感谢信，在几年后起到了大作用。

1988年，我想去深圳特区考察。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特区边缘修建了一条绵延80多公里的铁丝网。外来的人要想进特区，必须持有边防证。

那时，我已经调到湖北省襄樊市（今襄阳市）工作。于是，我专程到襄樊市公安局去开边防证。谁料，公安局的民警担心我有去香港的动机，拒绝给我开边防证。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与深圳相邻。我百口莫辩，又不甘心，就跑到襄樊市委办公室去“告状”。

去之前，我动了一些心思，特意把当年给长城捐款收到的感谢信找了出来。我拿着这封信，找到时任襄樊市委办公室主任的刘厚德，对他说：“几年前，我为了响应‘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一下子捐了500块钱。我并不富裕，捐钱是因为我爱长城，也爱我们的国家，怎么会跑出去？”

这封感谢信并非正式文件，但刘厚德主任能感受到它背后的分量。他握着我的手说：“你放心，我给你做担保。”接着，他拿出纸和笔，亲自给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情况。就这样，我才拿到边防证，第一次进入了深圳特区。

这么多年，我始终对刘厚德心怀感激，记得他的名字，也对自己的善举得到认可而感到欣慰。唯一遗憾的是，那封感谢信后来留在了襄樊市委办公室，我再也没有任何凭证。随着岁月流逝，我的记忆也变得模糊。直到2020年，这份记忆又被重新唤醒。

当年，国家经济困难，我只是为保护长城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后来，我再去爬长城时，看到很多地方都被修缮过，打心里高兴和骄傲。这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长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再也不会破破烂烂的了。我作为一个1941年出生的人，经历了时代的巨大变革，见证了长城命运的变化。人们说，盛世修典、盛世修文。我相信，长城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会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