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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接轨历史变化
伴随着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身为“夷狄”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游牧渔猎为特质的满洲文化直入中原农耕汉文化区，于是，异质的满、汉文化发生了由碰撞、调融到整合的历史性衍变。在这一文化演绎的进程中，“明遗民”具有核心影响并发挥了制约作用。本文从遗民的角度，透过遗民与满、汉文化关系的互动，去观照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满汉文化的整合，以冀对清初历史有全新的理解。
一 “清初”的时间界域和“明遗民”的范畴
在进入本文题旨之前，有必要对“清初”的时间界域和“明遗民”的范畴作一界定。“清初”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基于其历史特性——处于明清更迭的易代之际，中国古代社会在这里发生巨大转捩，因而常被作为一个特定论域或视点，进入论者的眼界。历史叙事和论逑总是有一定的历史时间坐标的，关乎清初的历史阐述自不例外。直接以“清初”或“明末清初”为题的论述，固然需要对此一时段作相应的断限，即或以“明清之际”、“明清时期”为论题，也会牵涉到“清初”的时问界域问题。清初的上限当然不言自明，其下限却是需要在这里讨论的。学界对于“清初”的认定，可说是异见纷呈。如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将清初的下限定于康熙四十年，即1701年，而他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陈祖武师的《清初学术思辨录》则将清初定位在顺康二朝，即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叶，具体为清朝定鼎北京的1644年至康熙朝的终点1722年。有的学者甚至将清初的下限定到乾隆、嘉庆时期。可见“清初”概念的使用是十分灵活的，论者诚可据论旨的相关性而定断，但其下限决不溢出乾隆、嘉庆，诚为共识。在关于“清初”的时间界域里，有一个共识，就是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对于有清一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坐标。这一年，清廷降服了离异于朝廷的郑氏势力，加以此前两年的1681年平定了三藩之乱，南明政权最终瓦解，清代社会由乱而治，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同时，满汉文化也基本完成了整合的历史流程。与此相谐应，明遗民也由反清而附清，并逐渐淡出清初历史。本文讨论的“清初”的时间界域即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下限，非特殊必要，一般不会溢出这一时限。
基于上述的界定，本文所谓的“明遗民”乃指活跃于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二十二年的故明遗老遗少，但并非泛指，而是取狭义的意旨。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指向的是明清鼎革之际又是一个品位上的概念，指称的是入的内在质地。所谓“遗民”，蕴涵了以下两个主要元素。其一，是指士大夫阶层，主要是指有一定名望和影响的上层士大夫而非普通士群。这是士大夫的两个不同层次，他们之问除了在知识的拥有方面存在差别外，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方面亦大异其趣。其二，上述差异又必然影响到他们的人生选择，具体到对新朝的态度亦复如此。作为遗民必须是易代之后不仕新朝，这是遗民的核心元素。严格地说，遗民是“不仕之士”而非“不遇之士”，这就：陶宣民与承平时期的“逸民”区别开来；遗民实际上非“民”而是“遗儒”或“遗士”。有了前面的界说，就可切入题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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