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三国时期的英勇将领与凉州霸主

马超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他曾割据凉州,雄霸一方,具有影响全国局势的作用。在继续扩张中,马超被曹操战败,退走汉中,依附张鲁,致使英雄气短。在无奈之下,马超归依蜀主刘备,郁郁不得志而终。马超的一生,正反映了从东汉末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走势。

马超字孟起,扶凤茂陵人,马腾子,东汉名将马援后裔。作为东汉三国时期一名著名的历史人物,马超的政治生涯对我们深刻认识当时的历史,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综观马超的一生,其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凉州、在汉中、在蜀。在不同的阶段,马超的政治抱负也有所不同。

一、割据凉州成霸业

马超之父马腾是凉州的地方军阀,后求还京畿,于是“以超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领腾部曲”。这样,马超子承父业,当了凉州的军阀。在凉州期间,马超实力强盛,是他在政治上最得意的时候。就其原因而言,主要有三点:

首先,马超身上有羌胡血统,得到了凉州地区羌胡少数民族的支持。鱼豢《典略》称:“桓帝时,其(马超)父字子硕,尝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马超父乃羌女之子,是马超祖母为羌女,他在血缘上与羌族有着密切联系。凭借着这样的先天优势,马超在凉州甚得羌、胡之心。

其次,马超个人军事能力极强,有勇有智。杨阜曾对曹公说道:“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在杨阜看来,马超如同西汉初年的韩信、英布那样,勇猛过人。《山阳公载记》也记载说:“初,曹公军在蒲阪,欲西渡,超谓韩遂曰:‘宜于渭北拒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遂曰:‘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超计不得施。曹公闻之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从曹操这番话来看,他对马超的军事智谋是深为钦佩的。马超雄据凉州,西州畏之,成为战功卓著的将领,这绝不是偶然的。

第三,广结盟友,以辅其本。在凉州,除了马超之外,还有不少军阀拥兵自重,具有一定的实力。如果马超在对待这些军阀的问题上处理不好,他就很难立足于凉州,甚至有被排挤消灭的可能。马超审时度势,与当地的军阀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结拜为兄弟,巩固了他雄霸一方的基础,并提供了他进一步向外扩张的可能。史称:“超既统众,遂与韩遂合从,及杨秋、李堪、成宜等相结,进军至潼关。”汉诏书也称:“马超、成宜,同恶相济,滨据河、潼,求逞所欲。”

马超在凉州的经营,使他成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荀彧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周瑜在赤壁胜曹操后,进计孙权时更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道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孙权欣然许之。由此可见,周瑜特别提到夺取蜀地之后,与马超联合以图北方,这反映了马超在凉州的军事实力,足以借以制衡曹操势力。

在东汉末年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年代里,马超在凉州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而且他本人有勇有谋,大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马超并不甘心只做凉州一地的军阀。于是,他力图扩大势力范围,谋划攻取刘璋所占据的益州,将凉、益合为一体。《益州耆旧传》载:“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

然而马超并未如愿以偿:“(王)商谓璋曰:‘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璋从其言,乃拒绝之。”刘璋拒绝与马超联合,而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于是,马超就只有把扩张的矛头转向关中,与曹操相争峰。马超进军至潼关,与曹操长期对峙,但终未能有所进,反被曹操施以反间计而大败。“曹公用贾诩谋,离间超、遂,更相猜疑,军以大败。”

马超在被曹操击退后,并未完全丧失凉州。“超走保诸戎,曹公追至安定,会北方有事,引军东还。”在曹操军走了之后,马超趁机又占据了凉州一些地方。“超果率诸戎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杀凉州刺史韦康,据冀城,有其众。超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后来,由于内部叛乱,马超被迫逃离凉州。“康故吏民杨阜、姜叙、梁宽、赵衢等,合谋击超。阜、叙起于卤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宽、衢闭冀城门,超不得入。进退狼狈,乃奔汉中依张鲁。”

二、寄寓汉中难伸志

马超在凉州的失利迫使其退走汉中,投奔到张鲁门下。在汉中,马超过上了寄人篱下的日子。然而“鲁不足与计事,内怀于邑”,不能成就大事,马超之志无法得以伸展。

张鲁原本对马超十分看好,在其投奔后,即以为都讲祭酒,并欲妻之以女。然而马超在与曹操的战争中失败,其亲属遇害者众,所谓“马超#国破无家”,给人以不爱其亲的影响。时张鲁下属以此谏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张鲁于是打消了重用马超的念头。

其实马超对亲属遇害之事也深为难过,心怀报仇消恨之志。“初,超未反时,其小妇弟种留三辅,及超败,种先入汉中。正旦,种上寿于超,超捶胸吐血,曰:‘阖门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贺邪？’”为此,马超多次向张鲁求兵,以出兵凉州,收复失地。张鲁确也派马超前往作战,但他终无利而返。

有志难伸的马超在汉中遭到的最后一击是张鲁将领杨白等人的妒贤嫉能。史载:“鲁将杨白等欲害其能,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是岁,建安十九年也。”三、辅相蜀主志气消

马超投奔刘备后,其政治前景似乎又有了新的转机。这在其才能得到蜀汉君臣的充分肯定中有所反映。首先,“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在诸葛亮的心目中,马超是与西汉黥布、彭越、三国张飞并驾齐驱的一员军事猛将,这无疑是对马超才能的肯定。其次,马超投奔蜀汉后即被刘备授予“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而当刘备当上汉中王后,又封他为左将军。从表面看,马超很受重用。此外,在其他的官吏眼中,马超也是一位才智出众,能安保一方的人物。彭羕就此这样对马超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这显然是认为马超具有征讨四方、保境安民的军事才能。

然而事实上,马超在辅相蜀主的日子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才智根本上得不到施展,而在谨慎恐惧中度过余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首先,马超在关中叛乱的经历使蜀汉君臣对马超有极强防范意识,极其担忧他叛逆作乱。而马超处处小心,尽量尊重蜀主,尽职尽忠。在《上刘备为汉中王表》中,马超排在第一位,显示其在推戴刘备为汉中王的事情上是倡议者和主要参与者,以此显顺从之忠心。《山阳公载记》也有一则被裴松之指摘为不实的记载:

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也！”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入,羽、飞并杖刀立直,超顾坐席,不见羽、飞,见其直也,乃大惊,遂止不复呼备字。明日叹曰:“我今乃知其所以败。为呼人主字,几为关羽、张飞所杀。”自后乃尊事备。

裴松之从人之情理、当事人的活动情况等方面入手驳斥此载失实,“秽杂虚谬”,然而此则故事恰好折射出当时已广泛流传着马超受到蜀汉君臣防范这一事实。

《三国志·彭羕传》也客观地批露了马超当时的危惧处境:

羕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羕言大惊,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辞,于是收羕付有司。

马超常怀危惧,听闻彭羕逆语即默不作声,事后立即表呈其辞,告发其事。这种出卖对己真心相待之士以尽忠于蜀主、求全于己身的作法显示了马超当时难于自保周全的恶劣环境。

事实上,马超临终时的遗愿也深刻地反映出他的不得志。“(马超)临没上疏曰:‘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余无复言。’”灭亲之仇不能报,还得托蜀主以善待其从弟马岱,其委屈抑郁不言而喻。

综合马超在蜀汉政权中的表现来看,他确实也完全臣服于蜀汉君主,处处小心以求自保,再也没有什么政治抱负了。享名一时的地方军阀在时代的旋涡中落得如此下场,确也让人心酸叹息,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马超的结局正是军阀由兴盛走向没落、时代由混乱走向安定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