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脏活”所伤害的人

本文转自：北京晚报

▌肖浩

随着短视频时代的到来，很多人会看人修牛蹄看得入迷。在流量的冲击下，各种农村日常生活被搬上了短视频平台，我们看到了农户们日常的田间劳作，看到了原生态的吃播，看到了劁猪、淘大粪、挖矿石、做豆腐、搓苞米、剃猪肉等等有别于城市生活的见闻。其中，有些工作会让人觉得陌生或难受，身兼作家与记者，双重身份的埃亚勒·普雷斯用一本《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来揭示这个社会中打工人的道德成本，以及被定义的“贫穷”所带来的负面压力。

“脏活”通常指那些吃力不讨好或令人不快的任务，比如我们看得饶有兴趣的修牛蹄、挖矿石、剃猪肉等等就算是“脏活”的范畴。书中对脏活有着这样的定义，首先，脏活通常意味着使用暴力对他人、动物和环境造成实质性伤害。其次，干脏活需要做一些“好人”（即社会中体面人）认为肮脏、下作的事情。再次，脏活会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造成伤害，使他们要么感到被贬低和羞辱，要么感到背叛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信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脏活取决于“好人”的默示授权，后者认为这类工作对社会秩序不可或缺，但并不明确表示同意，如果有必要还会将相关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在作者的跟踪调查下，发现美国很多州监狱或看守所中的精神病房，已经逐渐取代医院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精神卫生机构，这也导致了在监狱体系下的精神病房中，很多无数残忍的行为不受外界监管，里面的工作人员经常违反医德，默许狱警虐待被监禁者。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是，即使是人们知道了监狱的精神病房存在虐待行为，这件事也容易被抛之脑后。因为，如何安置社群中得不到护理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对于普通人来说，一旦这些重症精神病无法得到看管，就会对自己的生活安全产生威胁。而监狱系统提出的方案就是，把这些成千上万的病患关进监狱或看守所，这能够使强有力的国家暴力用到它应用之处。人们就可以很快地将他们忘到脑后。这样的“脏活”对于维持社会秩序来说，并非最佳解决方案，但“实属必要”，无形之中解决了很多美国人想要解决，但又不想费神，更别说亲自处理的问题。

虽然这些虐待行为很容易被归咎于素质水平差的低级警卫，但监狱和看守所的警卫其实都是社会的代理人，他们只要是在这个系统中就不太会去承受个人的道德压力，他们会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合理化，甚至越是卖力越能凸显出正义感。只要是将精神疾病定义为犯罪，那么这种残酷的暴行就不可避免。在普雷斯的调查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结构性的问题，这种问题来自社会的惯性，也是人们不想触及的，尽管美国有很多救助组织，但是为了精神病患摆脱监禁困境，这件事做起来本身就会触及社会秩序的道德选择。你是为了让精神病患摆脱人道困境，还是避免社会秩序存在更多的危险信号？这种难题最后往往会归咎于对有着粗暴行为的警卫的控诉，只能用小惩戒代替对秩序的惩罚。

在美国的屠宰场有很多的非裔或拉美裔劳工，他们通常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在新冠流行期间，很多屠宰场发生了大规模感染，但这些工厂仍被要求不得停工继续生产。还有超市收银员、送货司机、仓库管理员等数以百万的低薪工人，在特殊时期他们的工作被认为是关键工作，在很多美国人享受奢侈的居家办公时，他们需要承受更加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更难以抗拒的工作加量要求。人们在关键时期，会意识到这些“脏活”就是维系社会秩序生活的必备基础，但又很难改变一个事实，就是从事这些脏活的人，很难享受与其价值对等的诸如薪资、医疗、带薪休假等福利。同时，他们还会承受一些价值上的职业风险侵害。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屠宰场大规模屠宰动物，就如同监狱虐待精神病患一样，是低级的、羞耻的、令人厌恶的。这些负面情绪影响着公众对于从事屠宰工作的人员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着这些工人对自己的认知。这种污名化、自责、名誉受损、低自尊的情况，会让工人们承受过多的道德压力。而普雷斯却发现，这种道德压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反而是这个社会中更多的“好人”，为了减轻自己对他们的依赖，以及所形成的愧疚感，而强推给他们的负面影响。将这些脏活的责任甩给具体的执行者，可以减轻真正责任人的压力，也足以掩盖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使脏活常态化的层层共谋。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忽视了最终决定谁来干脏活的结构性缺陷。在美国，脏活并不是随机分配，而有些人群总能被分配到脏活，或只有脏活可干，这不得不让我们从普雷斯的美国故事中，发现这个社会的另一面。

当我们看到西方的道德和礼仪在文明之中演变，那些令人不安或者厌恶的行为逐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但我们也看到了在文明触及不到或者说是文明的背面，那些厌恶的行为仍在由“代理人”继续进行着。文明这种社会抑制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于脏活的依赖，反而更加地难以割舍，为了遮羞，人们只能将其藏在幕后，尽量不让自己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普雷斯就是展现了这种存在，以文明不想看到、不愿看到的方式，向读者诉说文明秩序的背后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