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州：减形式卸包袱 基层干事劲头足

“以前隔三差五就有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生产计划常被打乱。”最近，提起以前的行政检查，贵州华星冶金有限公司安环部负责人王月东直摇头。

这家扎根岑巩县、专做锑系列产品的企业，曾是各行政执法单位检查名单上的常客。“现在，90%的检查都集中在特定窗口期，还多了提前报批入企监管，再也不用经常准备迎检材料，沉下心来搞生产、钻技术和拓市场。”王月东说。

既不越位，也不缺位。2025年1月以来，岑巩县的354家企业经营主体，切实感受到了当地重拳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系列组合拳的力度和政策的温度。

岑巩县将每月1日至15日设为“企业安静期”，除安全生产、环保督察、突发事件、投诉举报等情况外，行政执法部门原则上不得对企业开展常规检查。

不仅如此，岑巩县还大力推行联合执法，配套出台《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管理办法》，规定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企业的行政执法检查每年原则上不超过4次。今年的涉企行政检查计划为1053次，去年3720次，同比减少近72%。

2025年，黔东南州着力抓实涉企行政检查监督和清理工作，将全州22个重点行政执法系统原拟开展的810项涉企行政检查精简为277项，压减超65%。

基层作为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黔东南州各级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着力破解难题堵点、完善制度机制、推动工作落实，让减负从纸面落到地面，基层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规范高效用好“一张表”和网格化信息平台；州级议事协调机构由401个优化精简到30个、压减率92.5%；今年上半年，州级开展督查检查考核9项（次）、同比减少60%……整治成效逐步显现。

权责不对等、工作压力大，这是黔东南州基层干部以往常挂在嘴边的“老大难”。如今，规范基层权责、优化职责分配，成了破解难题的“突破口”。

州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负责人沈成卓坦言，基层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乡镇工作点多、面广、量大、线长，再叠加上级部门安排的一些临时性工作，干部们像上了发条的陀螺，转个不停。

作为全省第一批“三张清单”编制工作试点乡镇，凯里市炉山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明确了115条基本履职事项清单、123条配合履职事项清单、97条上级部门收回事项清单。

“之前我们经常在办公室围着材料转，现在脚底板沾泥的时间更多了，全力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炉山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统战委员沈友花说。

目前，黔东南州217个乡镇（街道）全都晒出了履职事项清单，该履的职、该扛的责任一目了然。基层接不住、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也终于“物归原主”。

“以前光给村民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出生证明等材料就占了我大半时间，现在呀，从今年1月到现在，按照县里《不应由村（社区）出具证明事项范围及办事指引》，引导大家去相关部门办理，公章就没为这些事动过。”黄平县新州镇学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秀刚感慨道。

变化，源于黔东南州聚焦村级组织“工作事务多”“证明事项多”“牌子多”等问题，出台指导目录规范村级组织应尽之责和应减之负，并持续开展清理整治，纠治形式主义的歪风。当前，全州共清理外部挂牌和内部标识标牌10000余块。

“一块牌子就是一项任务，目前村里只留了19块，不该由村里开的证明、不该参加的会和纳入的考核，自然跟着就少了，肩上的担子轻多了。”杨秀刚说。

典型案例是整治形式主义的“活教材”。黔东南州既抓“当下改”，更谋“长久立”，让每一起通报典型问题都成为“警示牌”，以及推进改革的“助推器”。

如今，凯里市第十五中学回迁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苗侗就业通”通过优化完善，已成为求职者投递简历和企业线上揽才的重要渠道；丹寨县聚焦违规签订责任状开展整改整治，严防责任“甩锅”、工作转嫁增加基层负担。

2025年以来，黔东南州先后对7起具有一定典型性、普遍性加重基层负担问题进行通报，并严格落实“双交办”要求，督促指导涉及单位及其行业主管部门抓实整改整治，着力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

“减负”，不减责任、不减担当。近期，黔东南在督促指导各级部门加强对《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等政策法规文件学习的同时，汇编了包括一批典型问题在内的参阅资料下发，帮助基层更好地厘清应尽之责和应减之负。

“黔东南州始终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狠抓落实，整治工作齐抓共管格局逐步形成并持续巩固，着力让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抓落实、干实事上。”沈成卓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潘晓飞

编辑 欧阳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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