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区中心校

本文转自：三明日报

●廖应云

20世纪60年代，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至将乐县最偏远的万全学区中心校工作。学区中心校，有一座低矮的仓库，教室、厨房、宿舍连成一片。有50多个学生，3个教学班，4位老师，其中一人是校长。老师包班上课，课后还要轮流挑水煮饭，星期天则上山砍柴，下地种蔬菜。

学区中心校管辖7个主村学校，中心校校长也是学区负责人。第二学期开学，我被任命为学区总务，除了完成一个班级的教学任务外，还要负责学区的总务事宜，忙得不亦乐乎。每学期我至少要两次到城关办事或开会，有时走路去走路回校，往返两百多里；有时坐一整天船去，走路回学校。工作虽然艰苦，但我毫无怨言。

学区中心校的日子是寂寞的。每当夜深人静，改完作业，对着孤灯，我常常会幻想甜美的爱情、美好的生活。校园里有一课苦楝树，它交错互缠的枝丫，更显时光的突兀。春天，它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秋天，风一吹，它悄悄地飘舞，以一片一片叶子的形式。

学区中心校的生活是孤独的。在窄小的过道，我常常静静地眺望，村庄房屋上无数的瓦片，仿佛一页一页的薄纸，总让我思绪万千。每次，听到邮递员爽朗的叫声，我便飞快地跑至门口，抖动一摞报刊，希望抖落一封署我名字的信件，可每每都心灰意冷，盼鸿雁传书，却石沉大海。

乡村的孩子朴实。他们的父亲都是地道的农民，憨厚淳朴。我到他们家中家访时，他们总是那么热情，手足无措，有时，他们会嘱附孩子上学时捎一些青菜给我们。

在学区中心校工作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第一件事情是，我和一位同事带着学生到学校对面的山坡上“打野战——抓特务”，那位同事带着三年级学生当“特务”，我带着四年级学生当“解放军”。他们躲好了，我数十下就开始“抓特务”。过了一会儿，四年级的一位女同学“啊”地大叫起来，原来她看到草丛里躲着一个大男人，我迅速跑过去一看，只见一个头发长长的，神情恍惚的男人蹲在草丛里，我们立刻把他团团围住。另一个同事下山报案。过了一会，公社公安特派员来了，把他押了回去。经过审问，这是一个逃犯。这件事轰动了当时的万全乡，校长受到上级表彰，我也被评为县年度先进教师。

第二件事情是，公社召开文艺晚会，学区两位老师演“智取威虎山”，这出戏是压轴戏，“杨子荣”与“座山雕”打斗时，不慎把对方的腿部踢伤了，我和一位学校领导漏夜护送40华里，到了隔壁公社换救护车时，天已大亮，路上艰辛至今难忘。

二十年后，我调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第一次下乡正好是去曾经任教的中心校。一下车，我急忙寻找昔日学校的踪迹，可让我惊叹的是，如今这所学校已旧貌换新颜——

两座四层的教学楼矗立在操场两侧，100多位学生在操场上做课间操。旗杆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广播里传出的乐曲声在校园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