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方志 行贵州｜寻着方志看白云

2016年，我供职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地方志办公室(白云区档案馆）共建了一个“档案与方志学白云科教工作站”。2018年1月，白云区方志办邀我考察参观，并作了一次讲座。利用这次机会，我与方志办的同仁就新修《白云区志》交换了意见，对正在进行的修志工作有所了解。当年8月，工作站召开《白云区志》区级评审会。我因正参加上海年度书展的活动，不克到会，只能提出几点书面意见和建议。稍后得知初审顺利通过，志稿正进行最后的修订完善，准备报复审和终审。9月14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公布了“第五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的通报表扬”，《贵阳白云年鉴(2017)》是6部区县级特等年鉴之一。这使我对《白云区志》的质量更有信心。

徐炯明 摄

一部高质量的优秀地方志的产生离不开两方面的条件:编纂者的主观努力，原始资料和该政区的客观条件。《白云区志》两方面的条件都具备，可谓乘天时，得地利，聚人和。

白云区南湖新区鸟瞰（ 徐炯明 摄）

一个政区要编纂出内容充实的志书，必须有丰富的原始资料，或者在以往上承前志的定阶段中本身存在值得记载的事件、人事等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在历史上，白云区袭自的清代、民国的贵筑县，虽属省会所在的贵阳府，但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落后，连一部方志也没有留下。到清末辖有9个县级政区的贵阳府，也仅有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一部府志传世，共108卷。这一方面是清代、民国的贵筑县文化落后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当地值得记载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有限。

2016年，建设中的白云区南湖新区南湖公园（今泉湖公园）。

《白云区志》所记载的虽仅短短的15年，却是当地史无前例的大发展阶段，产业、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民生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优秀事迹不断涌现，杰出人物风云际会。地方志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新闻报道、原始资料、文件档案一应齐全，相关数据完整准确，信息检索迅速及时。三千年来的史官、一千多年来的修志人，谁能有如此天时良机?

地方志的记录范围是一个特定的政区。自秦始皇在全国范围推行郡县制以来，最基本的、最稳定的政区是县。传世的宋元方志，明、清、民国所修的方志，直到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以来新修的地方志，其中数量最多、体例最规范完备的也是县志。一般来说，在第二轮修志时，县志的创新余地已经有限。

白云区虽是一个县级政区，但与一般的县有很大差别，具有诸多其他县级政区鲜见的特点。虽然民国年间和解放初就有了白云区的建置，但这只是县的下辖单位。1959年为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县级政区白云镇(区)成立，至1962年又因经济建设调整而撤销。1973年又因贵州铝厂等企业恢复建设，白云区复置，但所辖全系人民公社和农场。1975年起新设多个街道办事处。1982年成为贵阳市三个郊区之一，2000年列为贵阳市城区第二个市级次中心，2011年纳入贵阳市中心城区，成为贵阳市6个中心城区之一，也是科技部命名的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在全国2000多个县级政区中，这样的建置与功能的变化，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相当特殊的，是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反映，也是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结果。

白云区的建置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形式到实质，对方志的编纂工作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政区的变革为新志从体例到内容的创新和调适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不正是前所未有的地利吗?

白云区的广大方志工作者、《白云区志》的编纂者在省、市方志办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各单位协作人员的积极性，又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专业机构合作，广泛联系、请教区内外的专家学者，听取各方面的咨询意见，可谓广聚人和，形成修志合力，结出丰硕成果。

（作者葛剑雄，系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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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黄蔚 舒畅

学术支持/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文/葛剑雄

本文未署名图片均由白云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提供

编辑/舒畅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