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牛僧孺也不过是皇帝太监争权的牺牲品

元和三年的科举案，牛僧孺在策论里原本是为民请命，是替老百姓说话的。

宰相李吉甫和唐宪宗实行的政策很激进，是以牺牲节度使的利益为前提，把税赋尽量的上交国库，集中力量对付几个不听话的节度使，但是打仗，老百姓肯定受到的伤害最大。

粮草、兵源，都得从老百姓的头上拿，无论仗有没有打赢，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的日子更加艰难了。

为了活下去，有跑进深山、落草为寇的，有卖儿卖女求得一餐温饱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但牛僧孺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份讨好的卷子竟然将自己卷进了漩涡，考场考生加上主考官吏总共三四十人受到牵连，流放、贬职，牛僧孺出名了，他甚至把宰相李吉甫都给拉下了马。

科举案之后，牛僧孺被打上了主和派的标签，在洛阳的伊阙当了个小官，一干就是4年。

度过了头两年的惶恐之后，牛僧孺开始明白，他的职业生涯要么和李逢吉、王守澄这样的人物联系起来，要么就那样算是走到尽头了。

牛僧孺是长安人，人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诗写的不错，甚至开创性的写过一本志怪历史小说《玄怪录》，鲁迅先生对这本小说评价相当的高。

在牛僧孺的朋友圈里都是当时的才俊名流，包括白居易和刘禹锡，但相比白刘二人，牛僧孺显然更明白政治的真谛。

牛僧孺的父亲叫牛幼简，爷爷牛绍，都是朝廷里的小官吏，家庭普普通通，没有背景，想要仕途有一番起色，站队是必须的。

公元814年元和九年，在出兵淮南的关键时刻，李吉甫突然死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牛僧孺告别县尉，当上了一名监察御史，此后官运亨通。

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经过八年的努力，牛僧孺在李逢吉的推荐下担任宰相。

牛僧孺是有治理能力的，在武昌军做节度使的六年，整顿吏治裁员减负，造就了一个繁华的武汉城。

但是他所在的是爱好和平的党派，以和为贵，跟地方节度使的关系搞得不错，一定程序上是他们阻碍了中央集权发展。

于是，在政绩的对比上，牛李两派中李派获得的票数更多。

后来牛僧孺和李德裕仕途上的升迁，与其说是牛李党争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皇帝与太监博弈导致的，宰相成了双方夺权的工具。

穆宗、敬宗朝，王守澄控制下的李逢吉是政事堂的老大，上到皇帝下到百官，实行的都是和平政策，牛僧孺的仕途一帆风顺;

到了文宗朝，皇帝开始觉醒，为了夺回自己的权力，重用李仲言、郑注等人，牛僧孺就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宰相是文官的首领，他们也想过反抗，得到应有的地位，在太监和皇帝之间再建一个山头，于是就有了835年的甘露事变。

甘露事变后，仇士良为首的太监集团重新控制朝廷，皇帝成了摆设，牛僧孺的仕途又开始通畅，先后担任东都留守、襄阳节度使。

但武宗的上台，李德裕受到重用，也宣布了牛僧孺政治生涯的结束，被贬到广东做长史。

公元847年，唐武宗刚去世一年，牛僧孺也死在了回长安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