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中国不存在，是盲目之举”——法媒回顾中法建交始末

参考消息网1月30日报道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发布建交联合公报，法国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国。60年前，法国如何做出这样的决定，两国建交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曲折？60年来，中法两国关系又有哪些变与不变？法国《费加罗报》网站近日刊发文章《“假装它不存在，是盲目之举”：60年前，戴高乐将军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刊发文章《法中关系60年：历史、现状、矛盾》，对此进行了详细回顾与评述。相关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就在那里。假装它不存在是盲目的，尤其是当它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时。”1964年1月8日，像每个星期三一样，戴高乐将军主持了部长会议。这次会议别具一格。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刚刚向他的政府陈述了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当时法国即将成为第一个与共产主义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虽然英国早在1954年就向中国派遣了代办，但第一位英国大使直到1972年才被任命。

在这次历史性的部长会议几天后，1月27日，发表了一份简明公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一承认意味着有必要与一个拥有6.9亿人口的国家保持外交关系。

法国立场转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国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决定从北京撤出大使馆。当时，共产党已完成对中国大陆的接管，迫使蒋介石政权逃往台湾。此后，法国只与流亡的国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

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丝·芒然在其2014年由法国文化部出版的《国家纪念》一书中强调指出：“在很长时间里，法国与北京的关系取决于中国对越南独立同盟(越盟)的支持，然后是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实际上，法国无法与一个在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支持自己敌人的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也无法与一个殖民国家对话。

此外，汉学家、法学家克里斯蒂娜·谢涅在法国外交部于2019年发布的一部纪录片中指出，(当时)法国“已经变得严重依赖美国”。然而，那时美国只承认台湾当局是合法政府。

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标志着法国立场转变的起点”，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解释道。包括中国在内的19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达成了《日内瓦协议》，宣告印度支那战争结束。正是在那时，在彼时尚未掌权的戴高乐的倡议下，法国意识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联系的重要性。中国的分寸感与外交表现在会议期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独立务实基调

1955年9月底，参议员埃德蒙·米舍莱首次率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回国后，他强调说不必惧怕红色中国。然而，两国的靠近仍存在两个障碍：冷战背景下中国与苏联的接近，以及中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这两个障碍在20世纪60年代初相继被打破。首先是中苏分裂，到1969年两国处于武装对抗的边缘。随后，1962年签署的《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

戴高乐将军于1958年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他明确地为法国与中国关系指明了新的方向，遵循三大原则：独立、伟大和务实。戴高乐拒绝让冷战的两极化剥夺法国的自主外交。他希望从集团逻辑转向基于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政策。因此，戴高乐将军希望重申，法国既不是华盛顿的附庸，也不是莫斯科的附庸，法国是自己外交选择的主人。

在1964年1月8日的部长会议上，戴高乐将军宣布：“中国渴望得到承认……苏联已成为其对手，美国仍然是它的对手……除了法国，他们看不到其他对话者……法国确实存在。它是独立的，对中国来说，它是现实，甚至是唯一的现实。”与此同时，法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加强。一些法国使团访问了中国，反之亦然。

转折点出现在1963年，埃德加·富尔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非正式政治访问。这位第四共和国的前总理在1957年就曾以私人名义到访中国，因此对中国非常熟悉。他撰写了《蛇龟》一书，向法国公众解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运作。最重要的是，他在书中认为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荒谬的，因为它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权，代表了国家的现实。在1964年1月9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埃德加·富尔将此行描述为“个人”和“政治”之旅，“与国家元首有关”。

于是，问题不再是法国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在于法国是否承认它是中国人民的唯一代表，或者说法国是否会考虑国民党政权残余势力及其“总统”所在的台湾岛。为了做出决定，戴高乐将军派出了几名特使去探听两大阵营的意见。答案很明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说只能有一个大使馆。因此，戴高乐选择了……不做选择。让台湾当局主动提出同法国断交。

埃德加·富尔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完美地总结了法国的立场：“不可能有两个中国，就像不可能有两个法国一样。主权不可分割。”1964年2月1日，蒋介石政权断绝了与法国的关系，从而消除了巴黎的模糊性。

共同应对挑战

1964年1月27日，巴黎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四天后，即1月31日，戴高乐在他每年组织的两次记者招待会之一上对这一外交承认发表了评论。他花了20分钟解释说，“证据和理由的分量与日俱增，法兰西共和国决定将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置于正常的、换言之外交的基础之上”。

戴高乐还谈到中国的战略地位以及法国对与中国开展技术和文化合作寄予的希望。戴高乐将军说，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法国显然必须能够直接倾听中国的声音，也必须能够被倾听。

在60年里，这两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变化。这一周年纪念的背景是特别紧张的地缘政治：中美竞争、乌克兰战争、近东和中东冲突、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影响着处于变革阵痛中的双边关系。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角色，戴高乐将军的建议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法国对中国的立场是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典型例子。北约、欧盟和七国集团显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是威胁。法国虽然是这三个组织的成员，但在处理法中双边关系时却更加彬彬有礼，因为法国意识到，在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债务、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危机等一系列跨国问题上，北京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3年4月访华期间，呼吁欧洲人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观察家们注意到了法国的这一独特做法，与戴高乐总统的第三条道路遥相呼应。

此外，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马克龙拒绝北约在东京开设分部。法国认为，不在这一领域挑衅中国符合法国的利益，而法中关系在这一领域的影响目前正日益扩大。（编译/林晓轩）

1964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黄镇（左）在法国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向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中）递交了国书。（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