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中原王朝千年， 为何在清朝时期彻底终结?

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

最早的原始初民，按一般的考古学观点起源于非洲大陆，在漫长的地质史时期，由于气候的改变引起生存环境的变更以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增加而逐步迁移到其他的大陆，并且由于地理隔绝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亚人种。

这些原始初民所属的就是原始采集狩猎文明，在生存压力并不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移，以获得更丰厚的食物，这从对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推论。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虽然缓慢但仍然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压力变大，许多物产并不那么丰富地区的部族不得不采取强度更大的劳动，而对于草原地区来说，采集的基础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依靠捕猎，不得不跟随着兽群的迁徙而迁徙，以便获得足够的肉食。在这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蓄养动物比起单纯地追猎野生动物来说更有保障，养畜业便慢慢发展起来。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也许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但在生存压力不那么大的时期，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发展畜业并不怎么合算，于是畜业的产生只有在凭采集狩猎无法获得足够丰厚的回报之后了。

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落后和应改造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着一种活性因素，它遵循着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

自满清建国起，大喊满蒙一家口号分化汉族和蒙古族。实行满蒙结盟，乃是整个清代的国策，清廷根据蒙古封建主原来地位的高低和对其效忠的程度、功劳大小，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各种爵位，使他们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1648年(顺治五年)又规定，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年节来京朝觐，称为年班。是清朝统治者为蒙古王公们所安排的礼遇，也是进一步笼络、争取、感化他们的特定的措施和政策。此外，每年要拨出大量银两、缎匹，以及俸禄等形式，赏赐蒙古贵族。清朝统治者还通过满蒙亲贵世代互通婚姻的办法，紧密双方的关系。

看起来，满清朝廷非常优待蒙古，但实际上满清在一方面笼络蒙古贵族的同时，另一方面让大量的蒙古牧民如同羔羊一样软禁在羊圈里，同时用喇嘛教让蒙古人变成寄生人口，从而让整个蒙古草原X病泛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满清对蒙古的控制是非常严厉的。在康熙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大批内地民户流迁到关外东北、口外蒙以及新疆等地。对于内地民户，清朝政府都用设置府州县厅的办法，与蒙古等盟旗制度，分别进行治理。象热河设承德府，察哈尔地区设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丰镇等厅，在土默特归化城地区建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厅，新疆有镇西府、迪化州，等等。清廷的此种做法，根本意图还是想要严格区别移居汉民和原住民族，隔绝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致互为影响。并且规定蒙古人到内地只能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六处入关。入关时登记人数，出关时仍照原数放出，而且除以上六个关口外，不得从其他关口出入。

同时，禁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文化。嘉庆二十年谕：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习邪教，尤属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饬内外札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善管束。道光十六年规定，嗣后蒙古人，只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名，不准取用汉人字义。十九年又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学汉文)或充书吏，违者治罪。其公文呈词，也不得擅用汉文。而且还禁止内地人出关种地和经商，内地出关经商者必须持有理藩院发的票证，而且限定一年期限，不准滞留各部娶妻生产，不准取蒙古名字等等。其目的在于强化封建统治，防止蒙、汉人民联合反抗。

满清通过这些严格的法律来隔离蒙古与内地汉族地区的交往，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而这一点恰恰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从而使蒙古人民无法获得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始终处于游牧的地位，三百年不能进一步的发展。

但最狠的还并不是限制了蒙古族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在蒙古地区大力提倡喇嘛教，以宗教之名对蒙古实行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