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医不自治”

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薄世宁专栏

为什么“医不自治”

薄世宁（北医三院ICU副主任医师）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医生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比普通人更懂健康和疾病，他们很少得病，即便得了病，他们对疾病原理了解得更清晰，更明了最前沿、最权威的治疗方法，拥有更好的医疗资源，给他们治病的医生同行也会额外照护。所以，“医生患者”比普通患者更容易从大病中痊愈。

真是如此吗？未必。我的新书《命悬一线，我不放手》中有这样一个病例：患者是我共事了十几年的同事老梁，52岁，主任医师，为人谦和，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8年前，他被确诊为“烟雾病”，这种病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脑血管脆弱、畸形，容易破裂、出血。对这种疾病的治疗，目前世界范围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一旦确诊，应尽早手术。手术可以大大降低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但是老梁一拖再拖，最终发生了脑出血，陷入了深昏迷。

在今天，治疗烟雾病，不仅有成熟的手术方式，而且国内很多医院和专家可以熟练地操作。那么多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烟雾病患者都成功做了手术，为什么老梁会拖到出了血？

“医生患者”掌握的疾病知识和具有的信息优势，在大病面前不一定会给他带来比普通患者更多的痊愈条件，反而可能成为他理性决策最大的阻碍。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医不自治”。

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的原因是抱有侥幸心理。在生活中，有些人很容易把某种疾病出现的症状，一厢情愿地认为是其他不严重的病引起的。他们可能会侥幸地想：万一不是呢？即便已经明确诊断，他可能还会想：万一还能再拖一拖呢？侥幸心理在医生成为患者时表现得更加突出。很多疾病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症状，医生出于对各种疾病的了解，在自己罹患大病后反而比普通人更容易找到“借口”避重就轻，进行容易出错的自我疗治。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放大疾病治疗的风险。老梁是个ICU医生，见过各种各样的危重病例，“个人经验”严重影响了他的决策。ICU医生见过的病例中，有一部分是手术失败病例。原因很容易理解：手术顺利的、身体条件好的患者术后都直接回普通病房了。只有高龄的、有器官功能不全的或风险很大的患者会来ICU，或者是手术中、手术后发生了严重并发症、生命垂危的患者才被送到ICU抢救。这种病例见多了，他在心理上更怕了。所以，老梁一直在逃避，结果也令人惋惜。

老梁出事后，每次大家去探望他，或者凑在一块儿提起他，都表示非常后悔。如果当时我们不是一味地由着他，如果大家再努力地多劝劝他，或许他就下定了决心，那样的话，他的结局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可惜时光无法倒流，在遗憾和心痛之外，我更希望通过这个病例，可以给更多的人一些切实的建议。

首先，我们得承认，每个人在面临疾病时都有可能出现影响决策的情绪或者反应。

通过老梁，我们看到了人在疾病面前的侥幸心理和逃避。除此之外，有的患者还会出现愤怒、恐惧、无助、脆弱、患得患失、敏感多疑、自暴自弃、冒险激进等各种情绪或反应。人类有趋利避害的天性，这是人类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这些情绪或反应或许是把“双刃剑”，对个体既能带来一定的生存优势，同时过度了也会影响决策、带来劣势。

在以前，我们可能会不理解患者生病后出现的心理、性格变化，甚至会对这些变化产生抱怨：“这个人生病后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每个人在面临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时，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和反应，医生和患者的亲人应对患者给予更多的理解。

对患者而言，不论在生病前有多睿智，知识多么丰富，多么能统筹大局，在生病后都应该意识到，在危机面前，自己的情绪、反应可能影响到自己的理性决策，因此要多与亲人、朋友、信任的医生沟通，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情绪和反应给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个人经验也会对患者的决策带来影响。人在疾病面前，会影响治疗决策的个人经验包括他掌握的疾病知识，他亲眼见过的、听说过的疾病的治疗情况。患者在做治疗决策时，个人经验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在他们的个人经验中，对某种治疗方法的印象是积极、正面的，他们可能会更愿意接受类似的治疗。反之，如果他们的经验是消极、负面的，他们可能会倾向于避免相同的治疗方式。

再次，在面临大病危机时，与其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不如把自己交给更专业的人。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因为作为旁观者，疾病并不关乎他的生死，所以他可以做到理性决策；“当局者迷”则是因为作为患者，在面对关乎生死的重大疾病时，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和反应，再加上一些负面的个人经验，所以很难做出理性治疗决策。

作为专业人士，医生在自己身患疾病的生死关头，尚且不能做出客观理性的决策，更何况是普通人？所以，不管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如果不幸患上大病，都应当把自己交给更专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