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作家的一句谎言，让一个男人被关了16年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经常被读者们问，你的故事很多都太离奇，是真事吗？

每次我都解释，都是真人真事。之所以有底气，是因为我会对每一篇稿子进行事实核查，越是离奇的故事，查得越细。

核查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能不能找到相关新闻报道，有没有相关文件，有没有视频、照片或录音，有没有别的人也可以口述。

这些不仅能佐证故事，有时还能让以前没注意的细节出现，让故事变得更好，甚至成为一个新故事。

如果只是偏听偏信，也许会出大问题，一篇出现事实偏差的故事甚至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

两年前就有一个巨大的教训。

2021年，Netflix打算拍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故事的原著是美国女作家爱丽丝·西伯德的自传，讲述了自己18岁时被性侵后，如何走出那段糟糕的经历。

爱丽丝是谁？她的另一本更畅销的小说叫《可爱的骨头》，也讲述了一个被性侵的女孩的故事，但更有魔幻色彩——她在遭到奸杀后，魂魄游荡人间。

《可爱的骨头》为爱丽丝带来了极高的名利。2002年，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待了半年多，全球销量超过了500万册。

媒体称她为“最具潜力的女作家”。

几年后，《指环王》的导演彼得·杰克逊买下了小说版权，并拍成了同名电影。

《可爱的骨头》剧照

《可爱的骨头》有爱丽丝自己经历的影子，但这并不是爱丽丝的处女作，她的自传《他们说，我是幸运的》完成得更早。

所以，《可爱的骨头》成功后，出版社与电影公司都看重了这本自传的商业价值。

在爱丽丝的自传里，18岁那年读大学的时候，她在学校外面的一个公园里，被一名男性袭击并性侵。

事后，她的家人小心翼翼避开她的伤口，周围人的关切和安慰都让她感到压力。但同时，在逐渐自我修复的过程中，她也重获勇气和力量。

被性侵几个月后，她在路上看到了一个人，很像是性侵自己的那个。她立马向警察报案，警方调查后也确认这就是那个强奸犯。

爱丽丝又在法庭指认了他，让他进了大牢。

这段不可思议的经历重新被大众注意到后，爱丽丝的公众形象变得更加不一样了。

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曾邀请艾丽斯录制节目，鼓励全美国的女性像她一样，勇敢面对人生困境。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Netflix决定把这个故事拍下来。他们请来了知名导演和当红花旦，并由经验丰富的人士担任制片人。

这个制片人叫蒂莫西·穆奇安特，我们可以叫他老穆。故事到了他这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

在反复阅读剧本和原著的过程中，老穆发现剧本和原著存在巨大差异。他慢慢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他怀疑爱丽丝在某些关键事情上说谎了，引导读者做出了错误判断。

更具体地说就是，他怀疑当初被指认为强奸犯的那个人，其实是无辜的。

这起性侵案发生在1981年，爱丽丝在纽约雪城大学读大一。5月8日的凌晨，在回寝室的路上，她被人袭击了。

“我全盘落入了他的掌控，只剩我的大脑还没有被占据。它在看着、观察着、把所有细节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他的脸、他的动机。”

她在自传里写到，那个噩梦中的男人甚至对着她的脸撒尿。

性侵完成后，又发生了一个让爱丽丝“不能理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那个男人向她道歉，语气友善，带着关切，还让她和自己吻别，就像结束了一次约会。而后，他哭了起来，“你是一个这样好女孩，一个好女孩，像你说的一样。”

怀着忐忑的心情，爱丽丝取得了男人的信任，没有被伤害更多。在两人分别后，她鼻青脸肿，第一时间回了寝室，然后报警。

她被带去了医院检查室，一个妇科医生在她身上采集了一些证据，比如疑似男人的毛发。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脑海里总会出现被侵犯时的画面，尤其是感受到身上伤的时候。

警察接手了接下来的工作。爱丽丝和一个警察一起，做了一张嫌疑人的拼图。但是，无论怎么拼，她总觉得没有自己想要的图案。

“于是那个警察选出了他认为最接近的。那天晚上拼出的面部合成图一点都不像他。”

在后来的正式口供里，爱丽丝说，“我在公园里遇到的那个男人，是个十六至十八的黑人，个子不高，体格壮实，穿深蓝色汗衫和深色牛仔裤，留着非洲式短发。”

警方开始调查这起案子，他们在案发的区域找到了爱丽丝的眼镜和那个男人的刀子。他们也告诉爱丽丝，这里还曾发生过一次命案，一个女孩被肢解了。

“他们说，相较而言，我是幸运的。”

这之后，经过了一定时间的恢复，爱丽丝重新回到了学校，并参加了写作课。

成为作家后的爱丽丝

一天，在学校附近的路上，她看到了一个黑人男性，“在跟一个看上去有点可疑的白人说话”。

“那个黑人的头发是棕色的，一直到肩膀的长度，脸上的胡子有几天没刮了。他身上白色T恤的袖子卷了起来，突出了他结实的二头肌。”

“我只能看到那个黑人的背影，可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核对着记忆中的清单：一样的身高，一样的体格，在以某种我熟悉的姿势跟那个白人说话。”

爱丽丝几次穿过马路，但都不敢正面确认那个黑人的长相，然后对方就消失了。

突然，“我看到那个强奸我的人从街对面朝我走来……在接近我的时候，他笑了起来，他认出我了。”

“‘嘿，妞儿，’他说，‘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他冲我假笑着，记起了我是谁。”

爱丽丝没有理他，继续向前走。她马上找到一个电话亭打了电话给一个艺术学校的朋友，说自己想马上画出那个强奸犯的速写。

带着速写画像，她找到了警察，案子就此出现转机。几天后，警察告诉她，人抓到了。

40年后，2021年，Netflix准备把爱丽丝的亲身经历拍成电视剧。

但制片人老穆在加入剧组后，与团队产生了巨大分歧。

比如，导演说，因为“想要消除黑人强奸白人妇女的种族刻板印象”，他要把强奸犯的角色换成白人。老穆坚决反对这样做。

而察觉到原著里诸多不合理的地方，更是让老穆决定退出剧组。

老穆也不是一般人，他的经历也堪称传奇。

2021年，老穆61岁，年轻的时候，他是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系和底特律法学院法律系科班毕业的高材生。

老穆是个传奇人物

后来，他在底特律当律师，还成了养生专家、电台名嘴的合伙人。

但他走上了歪路。1989年，他策划了一场骗局，号称可以帮助合伙人投资一批英国避孕套和乳胶手套出口苏联作交换，换成小鸡仔再卖去沙特阿拉伯，赚取巨额差价。

最终，老穆骗局败露，被判服刑五年，还被吊销了律师执照。

这不是他唯一一次入狱经历。这次出狱后没几年，他再次因为诈骗被捕，进出监狱多次，直到2010年才彻底恢复自由之身。

这之后，他主要靠当自由撰稿人谋生。

也许正是因为曾经的律师和囚犯经历，让老穆隐隐感觉出，爱丽丝的自传中描述的相关细节，存在巨大的司法漏洞。

离开剧组之后，他索性自己找到了私家侦探，帮着他调查这起案子。

当年被抓的黑人已经刑满释放出狱了，他被关了16年，一直在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最引起老穆警觉的是自传中关于庭审的部分，在书的第十一章，当中的一些描写事后被证明是爱丽丝有意编造的。

1981年11月，那个黑人被抓住后，爱丽丝被警察叫去指认。

警察向她解释了嫌疑犯列队辨认的步骤。五个男人会被带进单向玻璃的房间，他们不会看到爱丽丝。

接着，五个黑人走了进来，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衣服，站到了他们的位置上。爱丽丝小心翼翼地隔着玻璃观察他们。

“我站在一号面前，他看着太年轻了；我移动到二号面前，他看上去和嫌犯一点也不像……（三号）他太高了，他的体格也不对。”

“我站到第四个人面前，他没有在看我，他看向地板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肩膀。和强奸我的那个人差不多的宽度，一样有力。他的头型和脖子的线条，就像是强奸我的那个人，他的体格，他的鼻子，他的嘴唇。”

“我移动到第五个人面前。他的体型没错，他的高度也对。他在看着我，直勾勾地看着我，好像他知道我在那里，知道我是谁……他的眼睛抓住了我，控制了我。”

当年的指认图

爱丽丝选择了五号嫌犯。但走出房间，她有点后悔，因为“四号和五号看上去就像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她告诉警察，“四号在整个过程中一直看着地面，我之所以选五号，是因为他看着我的眼睛……我从没有好好看过四号的眼睛。”

警察听完，向她确认，你选的五号，没有选对，和我们抓的那个不一样。

而后，爱丽丝得知，五号和四号是朋友，“他们摆了你一道，他利用了那个朋友，或者那个朋友利用了他……他朋友做出一副让人害怕的样子。”

后来，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五号嫌犯提供的阴毛样本和爱丽丝身上的黑人阴毛“在十七个微观对比点上完全一致”。

不过，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证据。别的，比如现场找到的武器上留下的不完整指纹没有比对上，爱丽丝身上提取的精液中也无法确认血型，因为样本中掺杂了大量她的血液。

但是面对指控，这个嫌犯坚称自己无罪，似乎一切都对他不利。

直到正式审判的那一天，爱丽丝和他又见面了。

检察官问她：“在托尔登公园里袭击你的那个人，他今天在审判现场吗？”

“是的，他在这里。”

检察官让她指出来。她发现在她开口前，那个黑人垂下了视线。

后来，检察官让她确认，是否有过任何怀疑，你在街上指认的那个人不是当初在公园里侵犯你的人？

爱丽丝说：“从未有过疑问。”

她的表现很棒，助理检察官称她，“幸好，受害者是一名出色的证人。”法警也说，“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强奸案证人”。

庭审后第二年，爱丽丝发现了一个令她震惊的事情，她的室友在她们一起住的家里，在爱丽丝的床上，被性侵了。

她在书里写，警方有个推论，室友被性侵可能源于报复行为，报复的人就是性侵自己的那个人，“那个强奸犯知道我的名字，在我的床上强奸了她，过程中还在追问我的情况。”

那个被关进大牢的黑人叫做安东尼·布罗德沃特。

电影制片人老穆发现，爱丽丝的书里说安东尼有大量犯罪记录，而实际上他此前从未有犯罪记录。还有爱丽丝室友此后被性侵一案，也与安东尼毫无关系。

当年，20岁的安东尼从海军退伍，回家照顾患有癌症的父亲。无缘无故，安东尼被抓了起来，被当做强奸犯。在审判的过程中，他父亲病情恶化，并在安东尼入狱不久后去世了。

爱丽丝自传里记载了这个老人：

“他的体型跟他儿子很像，但没有那么紧实，太阳穴附近满是白发。他在靠近审判室门口的地方犹豫着，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注意到了走廊这头我们的小圈子。”

“……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退回到另一条走廊里不见了。他肯定意识到了我是谁，我没有再看见过他。”

这个父亲永远无法得知，自己的儿子是被冤枉的。

最终，安东尼被宣判，“强奸和鸡奸的最大量刑：八年四个月到二十五年。最长的刑期，还有四项其他罪名对应的较短刑期，将会同时实行”。

而爱丽丝则被媒体褒奖为“纽约州最勇敢的强奸案证人”。

之后很多年里，安东尼递交过提前获得假释的申请，但每次都因为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被视作不知悔改的典型，遭到驳回。

1999年，《他们说，我很幸运》首次出版之前，在监狱待了16年的安东尼被释放了，回到了位于雪城南郊的家中。

一定程度上，那本书的畅销以及爱丽丝的名气，让安东尼也跟着“出名”，多年来他的名誉受到了巨大打击。

“在晚餐上能够提及我，觉得我为他们家和晚餐增光添彩的人，我数不出超过10个，”他说，“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但他的妻子始终相信他的清白，十几年里对他不离不弃。

重获自由的安东尼当时不到四十岁，决定暂时不要小孩。他说，“只要我身上强奸犯的烙印未除，我就不会要孩子，因为我不能让他在这样的阴影下成长。”

按照美国法律，重获自由的强奸犯，仍被记录在案，工作和生活上都会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布罗德沃特出狱之后，常年只能做垃圾清运一类的散工。

安东尼常常自愿接受夜班工作，因为只有这样，附近发生类似案件再发生时，他才能拥有一份合理的不在场证明，避免再次成为警方的怀疑对象。

安东尼说：“我想要一份夜班工作，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2009年，电影《可爱的骨头》上映时，爱丽丝被媒体问到了关于安东尼已经重获自由的新闻。

“我不关心他的人生过得怎么样。”她说，“关心这种问题，只会让你自己的人生变得原地踏步。”

出狱后，安东尼一直在节衣缩食，聘请了一位又一位律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都不了了之。

当老穆和他的私家侦探找到了安东尼时，老穆说，自己当年的入狱经历让他更能体会到安东尼的痛苦，“区别在于，他是无辜的，而我是罪有应得”。

他们把调查到的证据交给了一位律师，安东尼决定为维护自己的名誉做最后一次努力。

2021年11月22日，纽约州法官、安东尼的辩护律师与县地方检察官达成了一致，认为针对他的案件指控在证据链上存在严重缺陷。法官推翻了对安东尼的所有定罪。

庭审时的安东尼

安东尼将不再被归类为性犯罪者，“无罪释放”。判决一出，他在法庭上低头痛哭。这时，他已经61岁了。

安东尼被平反后，电影演员们很快表态罢演，投资方撤资，剧组解散，出版社也下架了爱丽丝的自传。

不久，爱丽丝在一篇文章中道歉：“首先，我想说，我对安东尼·布罗德沃特感到非常抱歉，对他所经历的一切深感遗憾。

“我最遗憾的是，他本可以过的生活被不公正地夺走了，我知道任何道歉都不能改变已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作为一个遭受创伤的18岁强奸受害者，我选择信任美国法律制度。1982年，我那时本是为了伸张正义，而不是让不公正的事情持续下去……

“我很高兴布罗德沃特先生最终得到平反，但事实是，40年前，他被误判了，当年的法律程序存在漏洞。我永远为他的遭遇感到遗憾。”

而安东尼，对于爱丽丝的道歉和她的书也做了回应。

左边是老穆，右边是安东尼

“我读不了那本书。”他说，“我从来都看不懂。无论她说了什么，不管是谁对她做了那些，我都不想让自己的思想蒙上阴影……那不是我。

但看到爱丽丝道歉后，他表示，“已让我感到宽慰”。

他还告诉《纽约时报》，“这也需要不小的勇气，我想她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而且和我一样，也经历了这样的一场狂风暴雨。当然，我的痛苦仍是难免的，毕竟我是被错判入狱了，但她的道歉将会有助于我在内心与这一切达成和解。”

这件事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大量讨论。

有人说：“对于这么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来说，她本该做得更好。”

也有人会说：“道歉是远远不够的。她夺走了这个男人生命中的16年，并且永久性地玷污了他的名誉。”

还有人说：“那些警察和检察官才应该被起诉。”

需要指出的是，爱丽丝也许应该为安东尼的名誉受损负责任，但安东尼的蒙冤，应该负责的人不是爱丽丝。

纽约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发现，对安东尼的定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爱丽丝的证词和显微毛发分析法。

如果只有证词是不足以定罪的，而微观毛发其实是一种伪科学。

这项不涉及DNA的鉴定技术在当时甚为流行，后来科学表明，它的鉴定准确度，充其量只能判定人种。

也就是说，当年的司法体制、办案警察、检察官、法官，甚至种族歧视性的对黑人的有罪推定，都是造成这起冤案的重要原因。

但讽刺的是，很多办案人员却因为制造这起冤案升了职。

针对爱丽丝与这场风波，她的自传的中文版编辑说：“我只补充一句，作者是依照当时的司法系统、按标准的法律程序得到的最终结果，因此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希望更多呈现这种复杂性，而不要变成简单粗暴地谴责个人，不要因此否定性侵受害者在一个非常保守的环境里所遭受的创伤。”

一个人指责另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包括容易指错。但司法系统判处一个人有罪，不应该这么容易。

其实避免这一切发生的基础，就是在每一个工作环节上，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现在，安东尼还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开卡车搬运垃圾以维持生计。他正在争取司法赔偿，追求属于他的正义。

这段被巡回的真相，会成为新的故事，更久远地留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