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蜀方知画意浓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在20世纪的中国画坛上，齐白石可谓成就最为卓著、公众知名度最高的艺术家之一。今年1月1日是齐白石诞辰160周年，他的“生日”在哪里过？作为国内收藏、研究齐白石作品水平最高的艺术机构，北京画院选在蓉城为白石老人“庆生”，与成都市美术馆共同主办“白云深处作神仙——齐白石精品研究展”。

1936年，齐白石应邀入川游玩，在蜀地传播“艺道”。而在齐白石前后，因各种原因“入蜀”的画家不在少数，除了徐悲鸿、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等大批中国画名家曾短暂流寓巴蜀，还有一批艺术家随时代之风而来，将自己的艺术种子永久地落于巴蜀大地的土壤之中。

对于这一现象，四川的艺术机构已开始进行系统性地研究梳理、展览展示。2022年以来，四川美术馆、成都市美术馆等举办一系列展览，陆续关注20世纪上半叶以来，齐白石、黄宾虹、关山月、周抡园、吴一峰等中国画家的“入蜀”故事，不仅聚焦于蜀地自然、人文给画家们带来的艺术滋养，也关注这批或短暂停留，或长居四川的画家们留下的艺术印记。

“余与西蜀人士之缘，何众且深也”

“白云深处作神仙——齐白石精品研究展”的标题，取自齐白石的一首题画诗：“昔人化蝶致翩翩，栩栩蘧蘧未上天。何不将身化鸡犬，白云深处作神仙。”

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说，齐白石在画作、诗作中透露的人生智慧，与成都人民豁达闲适的生活选择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1936年，齐白石受川军将领王缵绪之邀入川游玩，结识了诸多蜀中名士，绘事、刻印、诗画往来不断。正如他后来所言，“余与西蜀人士之缘，何众且深也”，并刻印“吾道西行”，记录下自己艺道传播的这一美事。

齐白石“入蜀”，在民国时期并非个案。“四川画坛在中国美术史中的两次高光时刻，都与这样的接纳与交流有关，一为唐末大批宫廷画家和民间艺人的南下，二为抗战前后艺术大家们的来川。”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肖飞舸说。

在成都市美术馆，与“白云深处作神仙——齐白石精品研究展”同期举行的“画道革新——关山月1940年代西南写生专题展”和“芒鞋万点——吴一峰的河山行证”，生动展示了同一时期另外两位画家的案例。

1938年，生于南粤大地的关山月启程前往西南，于上世纪40年代初期寓居蓉城。作为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重要城市，成都接纳了许许多多的作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等，他们在此驻留、工作、生活、著述、创作和成长，用自己的才智与灵感，为这座城市留下丰厚的人文底色。

后来，关山月更以成都为起点，开始远游西南西北，汲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背景的文化资源，极大地改变和丰富了自身的艺术面貌。

在关山月之前，吴一峰已先行一步。早在1921年，14岁的浙江平湖少年吴一峰就立下效仿徐霞客壮举、为《徐霞客游记》作图补的志向。为此，他走出书斋、走向自然，终其一生沿着徐霞客的道路，踏遍了巴山蜀水、云贵高原、江浙名山，对《徐霞客游记》的审美想象与所见所感相互印证，成为被后人称颂的“大走客”。

1932年，吴一峰随黄宾虹入蜀讲学，两人溯长江而上，一路游、一路写、一路画。入蜀后，吴一峰因钟情于蜀地山川之奇雄险秀，决定流寓成都。

关注到“入蜀”现象的，不只有成都市美术馆。2023年4月，四川美术馆举办“借山——巴蜀二十世纪中国画坛‘风种’现象七人展”，展出周抡园、孙竹篱、吴一峰、苏葆桢、李际科、岑学恭、吕林七位画家的精品力作。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伴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人才的流动，巴蜀地区现代教育的兴起、抗战时期的高校南迁、解放区文艺群体的南下和新中国西南美术专业院校的学科建设，都促进了巴蜀中国画坛从思想体系到人才结构的重塑。”“借山”七人展策展人之一的曹筝琪娜说。

来川之后，经历艺术上的转变和升华

2023年4月，“与天地精神往来——黄宾虹艺术研究展”亮相成都市美术馆，展出70件黄宾虹书画真迹。其中第三章“幸雨：入蜀方知画意浓”，通过对黄宾虹在蜀期间的社会活动及写生游历的深入梳理和场景塑造，展现了巴蜀山水对于黄宾虹绘画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意义。

1932年秋，黄宾虹应邀入蜀讲学，在蜀中居住长达一年，其间前往青城山等地游览，直到第二年9月才返回上海。“在蜀地的一年，对黄宾虹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在这里他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传道授业的先生，更是一位谦虚好学、孜孜不倦向自然取法的学子。”“与天地精神往来——黄宾虹艺术研究展”策展人曹筝琪娜表示，巴蜀的山水成就了黄宾虹的笔墨，而黄宾虹也以“入蜀方知画意浓”为这方土地画上了浪漫而又诗意的色彩。

黄宾虹入蜀发生在他年近古稀之际，此前他的“画名”在艺坛并不太显现，画界多视他为学人、史家、金石学家、鉴定家，他在多所学校授课的内容也以中国画史和金石学为主。“而四川之行，助推了他在师古人和师造化中与天地精神达成统一，终于在他结束四川之行后，‘浑厚华兹’的笔墨精神和造化生机成为他作品中最为重要的面貌。”曹筝琪娜说。

与黄宾虹的经历类似，20世纪的入蜀画家中，不少人来川后经历了艺术上的转变和升华。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博物院首席专家、研究员魏学峰解释：“四川山水汇聚了南北的特点，有北方的‘雄’与南方的‘秀’，而且充满着一种神秘的色彩。”

抗战爆发后从河北入蜀避难的周抡园就发现，蜀山除了闻名于世的险秀雄奇之外，更因蜀地少晴多雨而显晦冥阴湿，且植被茂密，山岩巨石常被覆盖，与他熟悉的北方山水岩石裸露大异其趣。

20世纪50年代“新国画运动”兴起，意在改革中国画的笔墨语言，讴歌新时代的新事物、新人物、新风貌，周抡园由此深入川西高原地区大量取材、写生。在内容上，他以公路、铁路、水库、轮船、工业建设区等现代化符号颠覆以往的视觉经验，以饱含人文关怀的目光描绘沿途的所见所闻，客观真实地勾画出新中国的大千面貌。

上世纪40年代流寓成都的经历，推动着关山月革新写生之道，使他更加注重深入民间、取材现实，尤其是他在将写生稿转换为创作的时候，极大地保留了民间写生的鲜活特色，承载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精神。

“在这段宝贵的艺术生涯中，关山月完成了从地方画家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艺术家的蜕变，这也成为关山月未来创作生涯的基底，甚至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画写生的观念。”“画道革新——关山月1940年代西南写生专题展”策展人、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副研究员丁澜翔表示。

入蜀画家，缔造四川艺术史的连绵不绝

齐白石在北京时，就有好几位川籍弟子，如罗祥止、姚石倩、余中英等。齐白石到四川游历期间，这几位门人给了他很好的礼遇和慰藉，他也通过这些弟子，使其影响力从北京传播到了四川。

例如，齐白石来成都以后，余中英就时常登门请教，与恩师一道留下了不少合绘之作。除此之外，齐白石还为余中英创作了数件画、印精品，如《九秋图》《墨竹图》等。

入蜀画家与这方土地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一个个艺术生命受到了巴蜀山川的滋养，巴蜀之地也因这无数的参天巨橼，缔造了整个四川艺术史的连绵不绝、孕木成林。”肖飞舸说，与盆地外艺术界的大规模交融，为四川画坛带来了新的思想与理念，打破了四川画坛的稳定格局，促进了自我的重塑与新生，既带来了多样的思想观念，也充实了本地的创作力量。

四川美术馆举办的“借山”七人展，就集中呈现了入蜀画家对四川画坛的多方面影响。其中，河北人周抡园、孙竹篱，江苏人苏葆桢，安徽人李际科，山西人吕林等，都为20世纪的四川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例如，周抡园1937年避难入蜀后，长期在成渝两地多校任教，其自编教案丰富详实地阐述了中国画的内核价值和笔墨意味，并且积极实践用传统笔墨描绘新生事物，在个人的艺术创作中探索了传统山水画创作的现代方法。

在象牙塔之外，四川绘画人才的培养和艺术风格的传承，也通过入蜀画家们开创性的艺术实践得以展开。

内蒙古人岑学恭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日本侵略东三省，他从西北步行两个多月到四川重庆，“一到三峡就被那里无形的磁场所吸引，我留恋三峡，一画就是60余年。”

多年来，岑学恭一直以描绘三峡而饮誉画坛，被公认为“三峡画派”的开创者。在他的弟子中，岑小麟、罗其鑫、叶瑞琨、管苠棡、施秉伟、姚叶红等人后来都成为巴蜀画坛独当一面的人物，继续以岑学恭的艺术影响和教化各自的弟子。

入蜀画家的影响，除了直接体现于传道授业，还反映在以个人影响力打造“艺术平台”，进而促进本土文化交流和艺术创作。

1939年，吴一峰在成都西门外郊野购买土地，并主持设计监造占地面积三亩四分的“一峰草堂”。后来，张大千、谢无量、流沙河、陈子庄、李可染等大家都曾来此处雅集，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也曾到访，使之成为四川一处重要的文化景观。

1957年北京画院成立，上海国画院亦积极筹备，吴一峰等14位艺术家受其影响，商议在四川组建类似的艺术机构。1980年，成都画院终于成立，“借山”七人展7位参展画家皆被聘为首批顾问，他们的作品也成为画院第一批重要馆藏，令人一睹其晚年的艺术创作状态。

“他们积极参与画院的各项艺术活动，实实在在扩大了画院在全国的影响力。”成都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天，先生们虽已离去，但仍如繁星一般照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