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办酒席”背后的权力边界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禁办酒席”背后的权力边界

谢飞君

谢飞君

“结婚酒需提前10天到北郊社区居委会进行书面申报”“除结婚酒、丧事以外的都属于无事酒，一律禁止滥办”……近日，某地一社区一则关于“遏制滥办宴席不良风气”的通知在网上引发热议。当地文明办随后发布通告称，辖区个别街道社区在工作执行过程中对政策理解存在偏差，存在工作方式“简单化”和“一刀切”等问题，已指导相关街道社区立即停止不当做法。

从新闻本身来看，虽然通知是以社区名义发出的，但决策部署应该来自当地政府——4月起，当地多个社区发布了整治滥办宴席的通知。此前，当地还召开了全区城乡居民滥办宴席专项治理相关会议，审议了专项治理工作的方案、通知及配套文件。

政府为了整治滥办酒席下发通知，初衷可以理解，但通知认为除了结婚酒、丧事酒，此外都属一律禁办的“无事酒”，这样的划分未免有些简单粗暴，过于武断了。毕竟，在日常生活中，像网友提到的新生儿满月酒、老人寿宴酒席等，虽然没有婚丧那么隆重，但在民间也是约定俗成需要办酒宴请的，一股脑地列入强制取消的范畴，很难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

这些年，针对移风易俗，各地出过各式各样的通知，不少“禁令式”的通知不但未能改变现状，还引发新的争议和矛盾。今年清明节前多地出台禁止生产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相关规定，就在一片争议声中不了了之。这些屡屡发生的用力过猛的“移风易俗”通知，也让我们意识到其中涉及的权力边界问题。

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意味着权力要有边界：政府部门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哪些该审批、哪些不该审批，群众办事要经过哪些程序等内容，应依法依规，不能想当然地为办成一件事而将呼吁建议、教育引导层面的事情无限制地“拔高度”“加力度”。与之相对，在私权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在没有触及法律的情况下，私人行为更多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自由选择。

移风易俗不可能一蹴而就。回到此次禁止滥办酒席的通知，政府可以发通知去倡导文明社会新风尚，去呼吁当地居民理性办酒，但要求“居民只办婚丧酒席”“酒楼在接待预订时要查看报备表”“如有不听劝阻滥办酒席的将由公安机关、市场监管局、消防等多家部门联合执法，所造成的后果由举办人和承办人自行承担”等表述，不仅是以行政权力介入世俗生活，更有随意干预市场经营的架势。这样的“强势作为”，也与各地强调优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相违背，比“不作为”还令人不安。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我国各地区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人文风俗，其中不乏待整治重塑的陈规陋习，但地方政府在介入时，要看到这些习俗背后的传承和延续，要理解社会公众的情感需求，要有足够的耐心“徐徐图之”，更要理清权力边界。有些事情应该交给社会去做、交给群众自己想办法。“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政府决策前就应有的认知，不能等到舆情沸腾才幡然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