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平叛史：徐阎之争，起底G7革命的卑劣政治结局

“长峰中心”二十一楼，两杯立顿红茶，十三份“革命性”文件，字字见血的八万字，在革命爆发前的一刻，足协其实并不是与徐明对话，而是和他背后的张海、徐泽宪、尹明善一起对话。

对于看客，人们只想了解这场暴风雪般的革命是怎样酝酿初生，爆发以及它将往何处去，从时间线去梳理这场风波的始末无疑是最佳的方法。

周伟新·导火索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日，沈阳金德主场对阵北京现代，比赛因为主裁周伟新判罚点球，引发北京队的不满而罢赛。比赛在中断十二分钟后，被强行宣布比赛结束。

大连实德老板徐明非常敏锐地嗅到了契机，十月三日早上，他打了两通电话，一通找的足协掌门人阎世铎，一通找的北京队老总罗宁。

“事态严重，必须快速处理，而且要处理裁判，否则会爆发出十年来最严重的矛盾。”

此时阎世铎焦头烂额，为了让联赛升级换代，他推出“中超”概念，为此耗费了大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

但这个怪胎从一开始就让人失望，在足协公布“中超元年”安排中，为了给国字号球队让路，联赛的赛程变得支离破碎。

另一边，与徐明通气过后，北京队方面迅速发难。十月四日，球队召开发布会，针对自己遭遇的裁判不公表示抗争的决心。

事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但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认定裁判员周伟新的判罚无误，北京队教练组组长杨祖武也没有因罢赛受到处罚。

当各方僵持不下时，国字号球队的比赛结果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十月十四日，国足客场和科威特进行世预赛，最终以零比一落败。

与此同时，足协对北京队做出“罚款人民币三十万、当场比赛判负、扣除三分的处罚决定。并判定周伟新“有失误”，公开停止裁判工作一年。

“这是足协自己理亏，拿裁判员当替罪羊，讨好俱乐部。”

但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方式并不能被接受，处罚下发当晚，李士林与徐明通电话，后者带头声援，第二天旋即出发前往北京。

十月十五日，对抗足协的大连、北京两方势力的带头人，第一次真正站在一起。

“中国还没有为足球改革而牺牲的第一人，那我徐明就来做这第一人。”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七日，由大连实德总裁徐明牵头，制定出十三个文件，涉及到九项实质性内容的“中国足球”革命方案当晚正式出炉。

十月十八日，中超联赛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当天下午三点半在北京大宝饭店举行，会上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表示：中国足协必须向全国球迷道歉。

十月十九日，包括徐明、张曙光等在内的六家中超俱乐部高层来到国安宾馆召开会议，阎世铎和郎效农、董华到场与之沟通。

十月二十三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等七家中超俱乐部汇聚香河“天下第一城”，召开了第一次投资人会议。

十月二十四日，大连实德主场对沈阳金德的比赛中，陈涛在下半场追平比分，大连球员认为手球在先，实德对裁判的不作为极度愤怒，比赛因而中止三十五分钟。

十月二十六日，中国足协与投资人在大宝饭店二楼会议室进行，在当晚的中国足协通气会中，公布了暂停降级的决定。

十月二十七日，中国足协公布对大连实德的处罚决定，球队被罚款三十万，判连沈之战大连实德负，同时扣除联赛积分六分。

阎世铎·招安

足球革命发动不久，就有人将徐明称为“臀部带封建烙印的革命者”。

这个比喻来自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为了拉拢人民，“法国正统派”和“青年英国”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他们的臀部依然带有旧的封建烙印。

这个形容，应当说恰如其分。稍微有些出入的是，这场革命最先露出“封建烙印”的不是徐明，而是张海。

健力宝的并购将张海生生排挤出局，接着就传出张海被怀疑侵吞健力宝数亿资产的消息，不久又传出张海被刑事监控的传闻，本就不坚固的联盟从内部出现裂缝。

同时作为这次革命主帅的徐明，也始终让身后的追随者不知所从。

国安罢赛，徐明千里驰援，之后成为革命主力。其后一系列举动，徐明都身先士卒。但突然间，连个招安的仪式都没有，大连实德已经在遴选新的主帅并备战新赛季的中超。

一个曾扬言与中国足协势不两立的大连实德，转眼间从“土匪”变成了“良民”。

有人猜测，这是因为在中国足协甚至是体育总局的高压下，徐明率先看透革命的最终结局，停止对抗，调整战术以牟取革命带来的红利。

不管原因是什么，最终的结果都是徐明放弃了革命。这次所谓的足球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次足球上访，顶多是一次“闹访”。

十月二十二日，革命的厄运发生在香河，有人用“五雷轰顶”这个词形容阎世铎在年底会议上对革命派的突然反击。

在阎世铎自称为个人意见的讲话中，不仅否定了投资人关于中超章程修改的所有建议，而且对承诺过的诸如“管办分离”、“明确经营权、所有权和管理权”等一概不予承认。

这次反击式的镇压，等于宣告革命的彻底失败。对于足协的反击的底气何来，非常确定，即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

在中国，最终的拍板权在行政，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而行政权力最硬的理由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一旦领导讲“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就意味着最终的判决来临。

革命就这样结束，剩下的就是如何建立后革命时期的秩序。

然而，如果说革命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恐怕低估了革命家的谋略。失败的可能只是革命和足球，而不是革命家。

在“夺权”行动失败后，“徐明们”已经不再对革命感兴趣，而是陷入了战略退却前的最后疯狂。

一方面他们加快套现步伐，到处寻找接盘者。另一方面则抓紧冰河期前的最后机会，能怎么捞就怎么捞，能捞多少是多少。

在入主健力宝集团严重受阻，未来存在很大变数的情况下，北京汇中居然还斥资数千万接手深圳健力宝，制造了一大堆烂污的张海成功套现。

在青岛，注册资本仅一二个亿的中能集团，投了三千多万拿下了青岛颐中球队的控股权。

实际上青岛颐中作为国企，积极站在徐明等“革命派”的一边已经很诡异，双方可能早已达成协议，毕竟如果青岛颐中如果降级，中能的收购就没有多大意义。

所以，改革派力主足协暂停当年的中超升降级，实际上最后他们也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你不能说“徐明们”是完全的失败。

按照惯例，革命派与革命对象结束革命的最体面方式就是将革命转化为改革。

为了保存受到损害的革命对象面子，革命对象将会用强硬口气宣布他主导的体制是有生命力的。

但其实，革命对象清楚地知道酿成革命的危机是什么。他们会主动发起一系列改革，只是同时要强调，这本来就是他们要做的，而不是受人所迫。

这样的改革有时会造就新的体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大多数改革会不了了之，因为革命的压力已不复存在，他们可以重回安逸。

在进入足球圈之前，阎世铎也是个改革派。不过在进入足协后，他的做法却与自己以往的理念背道而驰。

阎世铎私下里抱怨，自己想推进改革，但是阻力太大。不过，在他做出了数不清的言行不一的举动后，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他最坦诚的表情。

二零零五年二月五日，阎世铎时代终结，中国足球在濒于崩盘的乱局中完成了朝代更替，但是阎世铎下课就能解决问题吗，后来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