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名女八路被捕，独眼女子通报敌情，传奇“越狱”脱险

作者：武陟东旭

1941年12月31日，沂临边（固临沂、费县、沂南）联县委正在开会，商量如何营救被敌人逮捕了三天的2位女同志，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她们叛变了，在据点当了汉奸的老婆，还给敌人做被子。

听到这一消息，在场的人全都目瞪口呆，这可如何是好？

根据地的女干部

被捕的两名女同志，名叫李岩、程振英。

李岩，又名李云英，1920年出生于淄博临淄区李家庄，中学生，其表哥李密是党员。

抗战爆发后，她受表哥影响参加了革命，1938年秋入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岸堤干校）学习。干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山东保卫局工作。1941年6月，她刚被调到沂临边联县任公安局副局长，但还没有公布。

程振英，沂南县岸堤村人，1939年参加革命，也在岸堤干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沂临边联县，和李岩等同志一起到县机关工作。

1941年11月2日，日本侵略军出动5万兵力，对沂蒙根据地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冬季“大扫荡”。

敌强我弱，沂临边联县委决定暂避锋芒，将机关人员化整为零，分散到各村活动。

李岩和程振英被安排到张庄附近的金厂峪村一带山区活动，在那里领导群众进行反“扫荡”斗争。

二人年龄都在20岁左右，身材苗条，长得俊俏，还非常贤惠，在山村女子中鹤立鸡群，非常显眼。

为了防止她们被敌人发现，金厂峪村的妇救会长肖玲将二人进行一番化装打扮。

她给两人弄来了假发簪，穿上破烂的服装，脸上抹点黑油彩，打扮成村妇的模样。

如果有了情况，就让她们藏到山洞里。

12月28日拂晓，村里的狗突然叫了起来，睡梦中的李岩被惊醒，对程振英说：“坏了，有情况！”

这时候，妇救会长肖玲也跑了进来，慌慌张张对她们说：“日伪军把村子包围了，正在全村挨户搜查，你们快到村外的葫芦洞里躲藏吧。”

这时候，包围圈还没形成，完全可以脱险的，可是她们很快被发现了。

原来，当她们前往山洞的时候，村里有个叫赵大虎的地痞，跟村里的刘嫂在山坡另外一个山洞通奸。

他们已经快活了半夜，这时候携手出来，刚好从洞里经过，听到了有人说话，便发现了李岩等人。

为了领赏，赵大虎将她们的行踪告诉了伪军。

十几个伪军随即上山，将她们抓获。

虽然她们脸上抹了黑油彩，但是气质掩饰不住。

逃跑的时候，假发髻也没有戴好，露出了破绽。

敌人将他们带到村里的广场，带到全村村民跟前，用刺刀把她们的假发髻挑掉，狞笑着说：“你们一定是八路，大清早为什么往山上跑？”

“快说，是谁把你们藏到山上的？”

“是我！”此时，一个大嫂站了出来，对敌人说，“她们是我的外甥女，来走亲戚的。”

“那为啥要往山上躲？”

“我外甥女如花似玉，不怕糟蹋吗？”女子说。

这名女子，是村妇救会长肖玲。

伪军一听，一脸坏笑，把肖玲推到一边，将李岩、程振英带到了位于张庄的日军“宣抚班”。

二人被押到张庄的当天下午，日军就开始对她们进行了审讯。

翻译官将她们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问她们家是哪的，姓什么叫什么。

翻译官认为，如果二人身份可疑，这一问就会穿帮。

谁知道，二人的口供完全一致。

原来，她们在被赶往村里的时候，已经趁乱进行了串供。

李岩说自己叫程玉兰，程振英说自己叫程玉英，是叔伯姊妹，到金厂峪村是亲戚的。

翻译官问：“听说你们在村里住了半月了，走亲戚哪会住这么久？是不是跟八路军有关系？”

李岩说：“俺听爸爸说，山里面有个鞋厂，想到打听一下在哪，然后到鞋厂找点事做，可是一直没有找到。”

日军看她们的口供基本一致，无法断定她们是八路军，于是将她俩关押起来，给她们换上新衣服，不穿的话就要拖出去喂狗。

因为日军小队长爱干净，说看到她们邋遢、吃不下饭。

但二人脸色的油彩没有洗掉，日军小队长把她们交给伪军看守。

有一个伪军的家就是金厂峪村的，他回去告诉媳妇：“抓了两个女孩，被日本人收买了。”

媳妇问：“你怎么知道的？”

“她们穿上了新衣服，不被收买会这样吗？”

“穿新衣服就能说明叛变？胡说吧。”

“还有呢，我亲眼看见，她们认认真真在给我们做被子。”

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传到最后就变成，二人叛变了，当了汉奸的老婆。

当然，那个伪军小队长也说了，他喜欢李岩，要将他娶回家当老婆，到时候要请部下喝酒。

得知她们被捕，沂临边（固临沂、费县、沂南）联县委的负责人心急如焚，于12月31日开会，商量如何营救二人。

就在这时候，传来她们“叛变”的消息。

还要不要救他们？大家产生了分歧。

有人说：“她们年龄太小，经不起拷打，为了生存选择妥协，应该原谅，该救还要救。”

有人说：“既然当叛徒了，还救她们干什么？不值得。”

“二人有没有叛变，我们并没有可靠消息，目前还只是道听途说。”书记王介福发言说，“只要没有铁证，我们必须营救。”

民运部长马万杰、组织部长田各（化名）也站起来发言，表示赞同王书记的意见，抓紧营救，夜长梦多。

但是，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等同志依旧认为，无风不起浪，二人很可能已经变节。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通讯员报告说：“有人求见。”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独眼女子。

随着她的到来，真相浮出水面。

这名女子，家住张庄镇西头，被伪军抓去做被子。

这位妇女是一只眼睛，被伪军抓了后哭闹：“女人有的是，你们偏偏把俺叫来干活，俺不干！”

李岩、程振英在一旁听了，灵机一动。

她们想拉上关系，借机把被捕的详情告诉组织。

二人隔着窗户对伪军小队长说：“俺俩闲着没事，帮这位大嫂干活吧。”

伪军小队长正在为难，因为当时数九寒天，天气越来越冷了，被子做不出来，伪军们就要挨冻。

他一听很高兴，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同意二人帮忙做被子。

就这样，二人帮助独眼女子，负责穿针引线。

独眼女子一看有人帮忙，也安心做起了被子。

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人在一起很快熟络起来。

无巧不成书，大嫂的父母是被日军飞机炸死的，大嫂的眼睛也是因伪军“走火”给打瞎，她对日伪军充满仇恨。

“大嫂，八路军咋样？”

“八路军？好人，好队伍啊，只有他们是真正打鬼子的。”

“大嫂，实不相瞒，我们就是八路军。”李岩说道。

“天哪，你们是八路军？那还不赶紧走，被鬼子祸害了就完了。”

“大嫂，上级不知道我们关押的地方，怎么走啊。”程振英说。

“你们要是相信我，就把联系办法告诉我，大嫂把消息给你们送出去。”

就这样，那位独眼大嫂将李、程被捕的消息和看押的地点告诉了沂临边联县委的领导同志。

王介福（左）（1915—2005）

开会的时候，沂临边联书记王介福正在养伤，他是坐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

为了营救李岩、程振英，他坐着担架，来到和张庄据点只有一河之隔的薛家圈村，亲自坐镇指挥。

他将沂临边联县的青年干部惠锡勤叫到薛家圈，对他说：“你是本地（惠家庄人）的，对张庄熟悉，营救李岩和程振英的事你要带头组织好。”

“这个没问题，王书记。”惠锡勤说，“问题是如何救，还要听您指示。”

“你首先设法给李、程二位同志送个信，让她们心里有数。”王介福说，“然后我让潜伏在伪军的王文范协助你。”

说着，他提笔在一张薄纸上写了几个字，交给了惠锡勤。

惠锡勤将纸条小心翼翼塞到自己的棉袄棉絮时，告别了王书记。

王文范是张庄人，十七八岁，他一年前打入了“维持会”。

因为精明干练，他深受信任，出入张庄很方便。

惠锡勤和王文范取得联系，来到张庄维持会，找到了在敌伪据点当伙夫的孙宝乃。

惠锡勤以交朋友为名，将孙宝乃带到饭馆，给他讲了当前形势，告诉他说：“你已经被八路军弄到黑名单上了。”

“惠大哥，你怎么知道的？”

“不瞒你说，我的‘三舅’，就是八路军。”

孙宝乃慌了：“这可如何是好？我有家有老人，大哥你一定要救救我。”

惠锡勤说：“这个好办，不过你也要给八路军做点实事。”

“大哥你说，小弟愿意听你吩咐。”

“你们据点里不是关押着两个女孩吗？我‘三舅’托你给她们捎个信。”

“这没问题，我一定办到。”孙宝乃说。

惠锡勤听了，就把信交给孙宝乃。

孙宝乃就利用送饭的机会，把信转给李岩和程振英。

李、程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我已到张庄附近接你们回娘家，稍安毋躁——王当家的。”

自然，里面用的是暗语。

回娘家，就是回组织。王当家的，就是王书记。

李程二人看信之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这说明组织没有忘记她们，有出去的希望了。

1942年1月3日，李岩她们被捕的第6个夜晚，张庄据点的日伪军突然倾巢出动，直奔沿汶村去。

原来这天黄昏，日军小队长正在吃饭，伪军王文范慌慌张张跑了报告：“皇军，大好事。”

“什么事？”

“八路军在沿汶村南边埋藏了一大堆批粮食，那里的老百姓正在那里往外挖呢。”

“很好，我们马上出发！”日军小队长一听，饭也不吃了，下令集合队伍。

这时候，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到了第五个年头，日军兵力捉襟见肘，战争资源也紧张，粮食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日伪连夜出动去抢粮食，据点兵力就空虚了。

其实，那里并没有多少粮食，这是王书记释放出的烟幕弹，为了调虎离山计把敌人引出来，目的是营救二位被捕的女同志。

惠锡勤这时候就在据点的伙房，和孙宝乃在一起，做了一桌酒菜，把，看门的两个日本兵请到来吃饭。

两个日本兵平时吃罐头吃腻了，如今闻到新鲜猪头肉香，还有白酒的香味，早就馋得直流口水。

二人狂吃滥饮，很快就喝得东倒西歪，不省人事。

李岩（建国后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就在他们过瘾的时候，王文范悄悄来到，打开了牢房的门。

王文范将二人先后推上墙头，惠锡勤早已在墙外面接应。

三人在夜色的掩护下，出了张庄街，涉水过了汶河，在薛家圈见到了王书记。

【后记】王介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二机部副部长等职，李岩任北京市公安局分局局长、北京公安学校校长、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