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世人的影响

韩愈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作了如下概括：“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从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我们同意“承前启后”的提法；但“承”的什么“前”，“启”的什么“后”，这似乎是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

从经学史的角度看，韩愈对宋明经学的影响莫过于他的道论，即包括明道、原道、道统、道学的理论。如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是特别突出的：

第一，韩愈明道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宋代以后明道思潮的泛起。两宋时期，明道思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开，这是事实。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弥复、石介，无一不是以明道自居自许。石介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怪说》）这里既讲明道问题，又讲道统问题。程颢、程颐讲道讲得更多。《宋史·程颢传》载：“颢之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情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己。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宋明时期的许多经学家、思想家以明道自居的史实，俯拾皆是。宋明时期时明道思潮泛起，从现实根源看，这跟宋代以后社会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变化有关；从思想根源上看，则跟中唐时期韩愈提出的明道主张有关。

第二，韩愈道统论的提出，导致孟子地位在两宋以后的急剧提升。韩愈的明道，是确认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儒学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儒学内部也是派别林立。因此，儒学也存在着谁是正宗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韩愈也作了回答：思孟学派才是正宗，孟子的学说才是儒学的真谛。韩愈对孟子的褒扬对后世影响极大。两宋以后，孟子地位急剧提升，沉默了近千年的孟学愈来愈受到经学界的重视，朝廷也把尊孟看成是推崇儒学和统一社会思想的一件大事，采取了许多尊孟的行动。研究孟子的著作也一部部地抛了出来，据《采去》、《通考》和朱彝尊《经义考》，两宋时期，有关孟子的著作就不下一百部。韩愈褒孟对后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韩愈发扬《大学》旨意，对两宋以后退五经尊四书局面的形成，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两宋以后的所谓“道学”，从本质上说，就是《四书》之学。《四书》之学之所以能蔚为气候，一方面跟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过渡的社会现实有关；另方面，也跟中唐以后一批经学家的提倡有关。中唐有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韩愈，一位是李翱。韩愈褒扬《大学》；李翱褒扬《中庸》。而《大学》和《中庸》，都是思孟学派的代表作，其理论和观点都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两宋以后，《大学》、《中庸》的学术理论价值不断被挖掘，著作日渐增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相结合，组成一个整体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至乎南宋，朱熹把《四书》分了层次，并从教育的角度提出了由浅入深的导向。他要求人们：“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四书语类·大学》）这是旨在把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通过灌输，以转化为社会思想的重要的一着。于是，《四书》不仅结合了，地位提升了，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重视了。于是，所谓“道学”，也就有了实体，有了重点了。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溯其源，都跟韩愈的理论和主张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