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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在位时因循守旧,绝少建树,重臣曹振镛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哲学。大臣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
一次,道光帝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裤子膝盖处有补缀痕迹,便问:“你的套裤也打掌?”曹振镛回答:“裤子易做,但花钱多,所以也打补丁。”道光又问:“你裤子打掌要多少钱?”曹说:“要三钱。”道光说:“你们在宫外做东西便宜,我在宫内还要五两。”
话说,1843年的时候,清朝国库丢失了九百万两白银,道光帝听到之后,非常惶恐,立刻就命令刑部的官员前去调查。这一查不得了,国库账面上的数字竟与实际库存相差九百多万两。原本,道光皇帝以为国库中,还有几千万两白银,但是,经过这次一查,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道光二十三年的时候,已经六十二岁的他,接近古稀之年。由于多年操心政务,道光皇帝老的非常快。国库丢失白银,让他寝食难安,可谓疲惫之极,可能他也知道清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虽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各地也恢复了平静,但目光所到之处,无不是一片狼藉。
此时,清朝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严峻的经济环境如同寒冬,根本不给清廷喘息的机会。耗时两年的鸦片战争,花掉了清政府三千万两白银,再加上,后来巨额的战争赔款,让清廷的财政雪上加霜,真是祸不单行。
并且,在鸦片战争之后,黄河又连续几年出现了决口,清朝为了堵决口,赈济灾民,又花掉了两千多万两白银。简而言之,在这三年内,清政府在战争、水患及赔款等方面的支出,达到了近七千万两白银。然而,清朝当时一年的总财政收入才有四千多万两。
道光皇帝向来节俭,他看到国库的银子像流水一样消逝,不免心疼。
面对清朝国库仅剩的一千万两白银,这是清朝建国以来的最低值,所以,不管怎样这个钱都不能动。如果再用,道光皇帝恐怕就要崩溃了。毕竟,像清朝这样庞大的国家,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留下点备用金。
但是,让道光皇帝想不到的是,清朝的国库居然是空的,连所谓的一千万两白银都没有。不知在这个真相昭告天下的时候,身为一国之君的道光皇帝,又会怎么样面对呢?
道光二十三年,银库库兵张诚保的侄子捐了一个官,名为捐官,实际上,就是买官。这笔钱交到了户部后,由张诚保来过秤收钱。但是,他当时却没有将钱收入国库,只是开了一个收据。因为,这件事情瞒上不瞒下,牵扯到一些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一来二去就被人捅了出去。
于是,这个事情越查越大,最后揭开了银库背后巨大的黑幕。众所周知,道光皇帝非常的节俭。曾经有大臣来北京述职,刚好赶上饭点,他都舍不得请大臣一顿饭,这次国库丢失了九百多万两白银,不知如此节俭的道光皇帝,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三月,道光皇帝曾痛斥群臣说:
“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忿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行同偝国盗贼······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
后来,道光就命刑部,步军都统衙门等,马上展开调查,而且,要一查到底。随着案件的进展,大量库兵被捕入狱,更有许多官员被停职调查,刑部的官员为了破案更是不分昼夜。经过初步的调查,刑部官员得出了统一的意见,即:九百多万两白银并非为一人所偷窃,更不是短期作案,案犯基本上都是银库的库兵。
那么,这么多白银,究竟被储存到了哪里?又是怎么被偷出去的呢?
那个时候,北京一共有十个大库,有装钱的、装布匹的,还有装粮食的,其中,用来装钱的就有三个大库。
第一个大库是位于紫禁城的内库,这个大库存有白银一百二十万两,主要用来存放皇帝的“过河钱”,即:皇室被迫流亡时,使用的银两,但目前还没使用过。因为,库里存放的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大银锭,不太容易被盗,所以,在封上封条之后,就不会再有官员查库了。
第二个大库是位于内务府的银库,名为银库,但是,却并不储藏银两,而是存放一些珠宝玉器,这个库房不大,所以,管理也较为便利。
第三个大库是位于户部的银库,也就是国库。这个库里存放着大量的银子,因为,每日都有收支,所以,需要库兵频繁的搬进搬出。
为了确保国家的资金安全,清朝制定了极为繁杂的大库管理制度。
这其中,只设一位管库大臣,通常由户部侍郎来兼管,下边在设郎中等职位,再下则设库书数人。但是,这些人却并没有进入银库的权限,库兵则是个例外。根据规定,库兵在进入银库之前,必须要脱掉衣裤一丝不挂,就算是寒冬也是如此。
他们在进库之后,需要穿上库内的衣裳,干完活儿需要出库时,则再次脱光衣服。银库门前往往会放置一个板凳,每当库兵赤裸着跨过板凳时,都需要两手上前一拍,并大喊“出来”,然后,这些库兵就可以穿上自己的衣服,回家吃饭了。
跨板凳、拍手、喊叫,都是为了证明库兵的体内,腋下及嘴里没有塞银子。如此看来,清朝的银库监管十分严格,这些库兵好像也没有机会盗窃。
但是,受利益驱使的库兵们,就算是花再多的心思,也会想办法弄一点的。
据说,库兵们主要有两个盗窃银两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以谷道藏银”,这些库兵会通过肛门将银子塞入体内,在塞入的时候,还会用猪脂肪包裹银子,同时,还要使用一些松骨药。一般一次能塞八十两左右,库兵需忍受三十分钟。
不过,这招也有局限性:
首先,年龄太大的人,往往难以夹带;
再个,只适用于夏天,冬天不可行。
第二个方法是用茶壶带银子。壶中往往有水,库兵们会将银子放置在茶壶之中。即使出库的时候需要打开茶壶倒置也不要紧,因为,银子早已经冻在了茶壶之中,根本倒不出来。但是,这种方法只适合于滴水成冰的三九冬天,夏天可不行。
最终,国库中的银子,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流逝了,在不知不觉中积少成多,最后,就成了一个天文数字。刑部虽然已经查出了缘由,可是,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一日所为,又不是一人偷窃,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被发现呢?
此时,距离上次彻底清查银库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在嘉庆五年之后,虽然,每年都会清查国库,但是,官员们都是例行公事,随便看看,翻翻账目就结束了。如果说,这些官员对于库兵们的偷盗行为没有察觉,那么,谁也不会相信的。
在事情败露之后,许多库兵都逃跑了。但震怒的道光皇帝,一定要把这些人缉拿归案。他马上下诏,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务必将库兵抓捕归案。最终,大多数库兵都被控制,还有一些被拘捕了。然而,此案涉及人数之多,取证有十分困难,如何处置这些人成了一个大问题。
而且,这个长达几十年的群体作案,负责的官员也是难辞其咎。如果,他们当初可以负责一点,今天怎么可能会发生如此惊人的事呢?
看到如此复杂的案件,道光皇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终,在大臣们的开导下,道光皇帝算是平静了下来,但是,他依旧生气地说道:“本应立置重典,以肃法纪,惟事阅多年,官非一任,即书吏丁役等亦人数众多”。
目前看来,想要查出此案的真相,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除了一些证据确凿的库兵被处以死刑之外,清廷并没有继续追究那些官员的责任。其实,此举也并不是对官员格外开恩,而是道光考虑到眼下国家急需银两,所以,就想让那些涉事的官员分责赔付银库的损失。
四月初七,道光皇帝决定追究,在嘉庆五年之后负责银库管理人员的责任。
这个责令就是:根据这些官员的任期长短分摊赔偿责任。其中,银库库管及查库御史需要每月赔付1200两白银;管库官员每月赔付500两;查库大臣查库一次赔付6000两。而对于已故的大臣,赔偿标准则进行减半处理,由其子孙代为赔偿。
不久之后,道光皇帝又制定了一份更加具体的缴纳赔款时间表。这一时期,虽然,有一些官员表示拒绝赔偿,但是,道光却回应道:如果拒绝缴纳赔款,这些官员将被关进监狱,不赔款就不放人;并且,如果超过了缴纳期限,则将进一步追究其责任。
那么,道光皇帝追缴的结果怎么样呢?
因为,涉及的款项数额过于巨大,而此时国家机器的运转效能也比较低下,所以,追缴的结果并不理想。在实际追讨的过程中,一些官员或子孙没有能力偿还,即使“监追”也没有办法,因此,道光皇帝只好再次调整赔付标准。
例如:延长赔付年限或降低赔付标准等;同时,他还免除了一些特殊官员的赔付责任,例如:官员故去而子孙未成年的情况,就无需再赔偿。
可以说,银库偷窃一案,使道光帝颇受打击,毕竟,丢失的是九百多万两白银。但是,更让他难受的是,如此重大的偷窃案,居然最后什么都查不出来。
尤其是库兵中的一些人,即使常年作案,却依旧逍遥法外。
道光帝生气的斥责道:“奉旨饬拿,乃经年累月,置若罔闻,迄未就获。该衙门等所司何事,玩泄已极!仍著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衙门一体严拿务获,归案究办,毋许再有延宕!”不管皇帝多么震怒,那些外逃的库兵,都是毫无音信了。
常言道,哀莫大于心死。道光皇帝统治清朝的二十多年,虽然,他励精图治,但是,却鲜有功绩;他多番努力,却依旧难以力挽狂澜。从鸦片战争重创清朝,银库偷窃案架空国家的财政,接二连三的波折,使得原本摇摇欲坠的清朝政权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已经年过六旬的道光皇帝,精力也有限。所以,此时的他,充满了更多的无奈与心酸,他开始逃避现实,万念俱灰,只能无奈地接受清朝衰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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