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为“坏”而生

本文转自：农村大众报我们喜欢“好”，讨厌“坏”，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坏”比“好”更强大。对负面事件、负面情绪的偏好，心理学上称为“负面效应”，也叫“负面偏差”或“负面主导”。负面效应如何影响我们？

心理学教授保罗·罗津和爱德华·罗伊兹曼认为，人类天生存在将负面实体赋予更大权重的倾向，这些负面实体可以是负面事件、负面物体或负面的个人特征。他们提出了负面效应的四种表现形式：

第一，在程度相等的消极事件和积极事件中，消极事件比积极事件影响更大。禀赋效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旦我们拥有了某件物品，心理上就会觉得它的价值比没拥有时更高，所以，拥有前愿意为它支付的价格和拥有后愿意出售的价格就会不一致。这背后就是人们普遍存在的“损失厌恶”心理，获得与损失在心理上是不对称的，同等损失带来的痛苦要高于同等获得带来的快乐。

第二，负面事件比正面事件传播速度更快、影响更广。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第三，当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组合在一起时，坏的事物会削弱或抵消好的事物。例如那句俗语“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又比如，我们常会发现，一个好人一旦做了一件坏事，人们对他的好评度就会急剧下降，他的好人形象也可能因此而迅速坍塌。

第四，消极刺激通常被认为比积极刺激更加复杂，差异也更大。这方面的研究发现，用来描述消极刺激的词汇，远比描述积极刺激的词汇丰富和多样。例如，心理学家通常会用一对相反的词汇来描述情绪状态，如高兴与生气、快乐与悲伤，但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发现，“创伤”这个词指人们会因一件坏事而受到持久的伤害，但是，“创伤”的反面是什么呢？有什么词能形容单个事件引起的持续多年的积极情绪状态？没有，因为没有什么好事能产生那么持久的积极影响。

鲍迈斯特也是负面效应的重要研究者，他与同事研究发现，负面效应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日常事件、重大生活事件、亲密关系、社交网络、人际互动和学习过程中，坏事件都比好事件影响力要大。

为什么“坏”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如鲍迈斯特所言，我们有一个为“坏”而生的大脑。大脑为了保护身体，进化出一套应对危险的系统，神经学家就分辨出三种主要的威胁预警系统。

在进化过程中出现最早、最古老，也最简单的是基底神经节系统，它们可能是以自动的、硬连线的方式运行，在监测到某种类型的威胁时，会迅速拉响警报，让生物体快速做出逃跑或战斗的反应。

在进化过程中稍晚出现的是边缘系统，其中包括杏仁核。杏仁核会在生物体面临威胁或危险时产生情绪，触发应急反应，它和基底神经节共同运作，让生物体的反应更灵活。

这两种系统都是在语言形成之前就进化出来的，即使我们没有察觉到危险，它们也会做出反应。神经学家发现，基底神经节很可能先于情绪产生而运作，并在进化过程中形成过度反应，让人在本来可以原地不动的情况下仍选择逃跑。我们今天的生存环境很安全，但大脑中的这套古老系统仍旧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因为，安全过度不会有太大损失，但一时疏忽很可能会丧命。

在进化的晚期，第三种警报系统在前额叶皮质形成。前额叶皮质与很多高级的认知功能相关，比如工作记忆、抽象认知、注意力调控，以及行为计划、思维推理等。人类的前额叶皮质比其他物种发达，所以，只有人类才能有逻辑地推理、有意识地思维、制订计划并执行等。

前额叶皮质可以用语言思考，在执行计划前先在大脑中将事件预演，还可以激活那些古老的系统，所以也更加灵活。在人们因感到恐惧或威胁而做出情绪化、非理性反应时，前额叶皮质能帮助我们理性思考、冷静分析，不会让“坏”彻底主宰我们的大脑。

为“坏”而生的大脑，让我们随时都会对坏的事物做出反应，正所谓居安思危。但因为大脑的这种倾向，负面效应很容易为被鲍迈斯特称为“危机贩子”的人所利用，他们利用负面效应，通过炒作一些微小的，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来引发恐慌，让大家觉得人类的生存环境、个人的发展始终处于危机之中。他们看似想解决问题，实际上是通过不断制造问题来获得利益。

工业化之前，人类饱受死亡、饥荒、战争和瘟疫的威胁，民众生活水平、健康状况都不高。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创造了大量财富，寿命也翻了一番，虽然战争没有完全停息，但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用一本磅礴的著作告诉我们，暴力其实在减少，我们正生活在历史上特别和平的年代。

饿的时候，只有一个问题；吃饱了，问题就多了。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所言：“世界变好时，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会更加苛刻，这可能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世界其实并没有变好。”

我们也应该发现，为“坏”而生的大脑，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过得很坏，而是为了让我们能更大概率地躲过威胁生存下去。它可能会让你反应过度，但是，也进化出前额叶皮质，让我们不会彻底被“坏”主宰，让我们即使在危机的阴影下，也能向阳而生。“坏”永远也不能被消灭，但能被“好”战胜。

（摘自《财新周刊》2023年第31期，作者：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