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忆浩然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清明时节忆浩然

张昌华

■张昌华

一

甲辰清明前夕，我与姐弟们合议到江西婺源去看油菜花。妻在检点行装。我忽然接到一电话：“张老师，我订了后天的机票到南京，希望跟您聊聊天，陪您喝两杯，可以吗？”我一愣，忙说：“呀，不好意思，后天我们要外出，如你明天来还可以。要么，以后再说。”对方回应：“那我马上改签机票。”妻在一旁听得清楚，问是哪一位朋友。我说小钱，广西梧州一农村的读者。妻说：“你已80岁了，没什么交情的小朋友，就找个理由谢绝了吧！”妻说得有道理，我因为血压高住院刚出院，又不能喝酒。可转念一想，人家买了我的好多本书，远程来南京，想跟我聊聊天，签个名，喝酒不过是个由头，我怎么好意思说不呢。正犹豫时，小钱将改签后的机票信息传到我的手机上。我立马回复：“明天见！”

我之所以没听从妻子的劝阻，是因为瞬间想到了40多年前自己贸然拜访浩然的事。

那时我是一名乡村中学教师，因一件作品入选全国科普美展，得缘公费进京观摩。我在大北窑农展馆跑马观花浏览完美展后，摸到西长安街北京文联去访浩然。文联接待的同志告诉我，浩然平时在家办公。他见我远道而来，便把浩然家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电话接通了，俟我通报姓名后，浩然兴奋起来，问我现在在哪儿，进京干什么。我一一做了回答，他马上嘱我：“你马上到我家里来。”浩然知道我对北京人生地不熟，便告诉我从西长安街如何坐车、换车到月坛北街。我正准备搁下电话，他突然问：“你穿什么衣服？”时在深秋，我告诉他我穿毛衣的。他笑着说，我俩还没见过面，连照片也没见过，认不得呀。我把我的长相和衣着特征告诉了他。浩然连说：“好，好。你到月坛公园站下车后别跑，我来接你。”

二

北京秋天风沙大。我在月坛公园站刚下车，一阵风沙飞来，正在揉眼睛，不远处有人问我：“是昌华同志吧？”正是浩然，他伸过手来：“欢迎，欢迎。”那时太穷，买块烧饼还要粮票，我什么也没带。我好奇地打量了浩然一眼，只见他头戴蓝呢帽子，身穿粗黑呢子中山装，外面披着件军大衣，脚上是一双老式圆口布鞋。握手时他大概觉得我手凉，说要把大衣让我套上。我谢绝了。

浩然的家实在太普通了，两室一厅，孩子们都住在家中。客厅兼作卧室，一张油漆剥落的木架床占了空间的一半，还有一个老式拉门半截柜、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唯一的奢侈品是一部电话。浩然不抽烟，但为我备了包烟。大概看出我的惊异，浩然说房子太小，家里很乱，但文联照顾他，在楼上另给了一个小套。说着，浩然把我引到楼上的书房。确切地说这是书房兼卧室，十分简陋，醒目的是靠墙一排书柜。房间里还有一张硬板单人床，床前还不伦不类地戗着两块长木板。浩然说这是住校的儿子星期天回来与他搭通铺用的。

那次我进京共三天，在浩然家整整待了一天半。他说我是他的客人，但他不把我当客人，“碰到什么吃什么”。我很感动，惭愧地说：“真不好意思，我什么也没带，两只肩膀扛着一张嘴来的。”他听了直摇手。当他知道我在北京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后，马上说：“昌华同志，别客气，你在北京还需要什么，粮票啦，钱啦，我都方便。”我直说“不用，不用”。记得那天晚上吃的是玉米碴粥和摊饼，席间突然停电了。浩然老伴点了支蜡烛，放在我与浩然中间。浩然突然用筷子戳了戳蜡烛下方的地方：“灯下黑！”

三

尽管，我和浩然身份、资历有云泥之别，年龄差得也大，又是初次见面，但我们谈话很投机，话题很广泛。

浩然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当他知道我当过兵，又在中学教语文，也爱好文学时，说我有生活素材，一个劲地鼓励我练习写作。我说我也喜欢写，但写不好。浩然说，喜欢就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儿童。他又说你写出来了，我可以帮你看，给你提意见，有好的作品也可以帮你推荐……

浩然的鼓励，点燃了我心中的文学之火，就这样他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这以后，他不断地为我改稿、提意见、推荐……1981年，我的文学创作渐渐有了长进。我有点小小的成绩后，浩然又来信告诫我“要戒骄戒躁”“要努力提高作品的质量”。次年，为了对我进行更具体更有效的帮助，他把他的朋友、时在《钟山》杂志当编辑的蔡玉洗同志介绍给我。后来我说我想“跳槽”，他说他支持。1984年，蔡玉洗出任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把我调到了出版社。当编辑后，我进京机会多了，拜访浩然的机会也多了，他的月坛北街住所、通县旧居和三河县的“泥土巢”我都去过。

1985年，我第一次以编辑的身份向他组稿。那时他正处在休整期，他说没有新作。稍后几年，文学类图书日益趋向低谷，我再向他组稿时，他更不肯了。他说他写的都是农村生活，不时髦，不卖钱，又没有得意之作，不能胡乱塞给我。

现在想想，真的十分遗憾，浩然把我引上文学之路，我后半辈子当编辑，为那么多作者出了书，竟然没有为他出过一本书。当然，非我不肯，是浩然太自尊太自爱了，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

四

回想起来，我与浩然的相识偶然得很。那年，我得到一幅署名浩然的书作，将其装裱挂在家里。友人说是假的。1978年，我在上海的《少年报》上读到浩然的小说《七月的雨》，遂通过报社转信，求证那幅字的真伪。信发出不过半个月，我收到浩然的复信：“您得到的条幅是假的，我写字的基本功极差，从来不敢献丑……我深感不安，现寄上《艳阳天》一套，希望它能起点弥补作用……”这以后，才有前面叙述的故事。

我们通信18年，浩然致我的信有26通之多。

1996年春节，我写信向浩然贺年时，提出一个不情之请。我说我们是因为一幅假字相交，我极想得到他一幅手迹作纪念。

浩然复我一函：

昌华同志：记不得春节前何时收到你让我写字的信了。只是记着当即写了封信，想等病好就完成任务，无奈两次发病住院，空信封跟我走了几个地方。

今日上午精神略好，给你和吴光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浩然多部作品的责编。笔者注）同志各写一条同样的字。因为这是我想对你们二位说的话。

我住在一家宾馆。5月15日左右回到泥土巢。一会有人去邮局，赶快让他把字邮走，否则我又会羞于拿出手。

握手

浩然 九六年四月廿八日下午匆匆

孰料，这是浩然致我的最后一封信。

2004年1月8日，我到北京同仁医院去拜访浩然。那是一间单人病房，条件不错，有电视。我把带上的花篮放在电视机旁，趋步走向他床前，只见他面部一横一竖缠着两根管子，大概是鼻饲和吸氧用的吧。他原本丰满的面部消瘦了许多，瘦得下颚唇似乎裹不住牙齿了。子女要上班，老伴又病着，只好请护工照顾。

我向护工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专程从南京来探视的。护工在浩然胸口轻轻地拍了两下，说：“老朋友来看你了，睁眼看看！”浩然仿佛听见了，眼睛渐渐睁开，缓缓将头向右侧视。他看的不是我，是我送来的花篮。我马上把花篮移到床头柜上，把插有小签条的一面朝着他，说：“浩然老师，我来看您了。”他的眼睛渐渐睁大，但没有神采。他没理我，而是盯着那张小签条上的字。我怕他看不清，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道：“南京的张昌华来看您。”我又另写一页，将“张昌华”三个字写得大大的。我把小本子送到他眼边，希望能唤起他对我的记忆。他盯了一会，仍然没有反应。一切徒然。大概累了，他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此时的浩然已失忆，他在记忆的枯井中似乎再也捞不出什么了。不过，我看得真切，他的眼角是湿润的。

“清新乐道，自然人生”，这幅题词是浩然的自勉，也是他对我的希望。浩然的生命力是强盛的，自那以后，他在病床上又与病魔斗争了4年……

清明时节，怀念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