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理论解释不了亚洲奇迹

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多拉·L·科斯塔 娜奥米·R·拉摩洛克斯

《理解长期经济增长：地理、制度与知识经济》多拉·L·科斯塔 娜奥米·R·拉摩洛克斯 主编 曾咏梅 漆文萍 孙步忠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凹阅读

肯尼思·L·索科洛夫毕生致力于理解长期增长的源泉，特别是要素禀赋和制度在创造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与斯坦利·恩格曼合作，研究美洲不同地区的初始要素禀赋对这些地区的国家后续发展道路的影响。本书体现了恩格曼和索科洛夫研究的中心思想：地理环境决定了制度发展模式，人们可以利用由此产生的增长轨迹差异来理解制度与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关于制度是由外部决定，还是作为增长过程的一部分由内部发展而来，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多争论。索科洛夫认识到答案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更准确地说，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探讨特定的要素禀赋组合和特定的制度选择对增长的影响，来进一步了解经济发展。他惯常的做法是通过跨时间、跨地区、跨国家的比较，来推断因果关系的方向。本书各章均采用了这一基本方法，通过对不同国家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进行比较，探索索科洛夫作品中突出的一些主题：随着利润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发现机制的完善以及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因素的增加，市场将如何扩张。正如索科洛夫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所强调的，这些主题都是相互关联的。持续的技术变革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它不会自然而然发生。只有在扩大市场创造了新的赢利机会、制度（如专利制度）为知识产权提供安全保障时，创新者才会将资源用于技术发现。他们还需要新的知识来源和激励措施，以便在成本高昂的人力资本方面进行投资。成功经济体的政府能够提供基础设施而不鼓励寻租，以促进市场增长、产权安全和人力资本发展。人类社会如何创造这样一个成功的经济体，是索科洛夫在其学术生涯中所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也是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

城市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口集中在城市可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亚当·斯密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假设，即市场的扩张使更高生产率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索科洛夫在自己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想法，他利用专利数据研究表明，市场的扩张鼓励了发明活动。例如，他指出，城市的人均专利率高于其他地区，而且只要交通改善能提供更宽松的市场准入条件，专利率就会飙升。

尽管索科洛夫的许多作品强调了要素禀赋和其他地理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但他认识到，制度的选择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专利制度赋予发明家有保障的产权使专利技术市场的发展成为可能，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分工，使发明家能够专注于新技术创意，并将这些创意出售或授权给其他更适合商业开发的人。

如果没有广泛的教育，美国发明家无论是独立经营还是为其他公司工作，都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提出新的技术思想。美国的教育体系使普通人能够获得有效发明所需的知识，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索科洛夫一直希望了解为什么各国在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方面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在与恩格曼和埃莉萨·马里斯卡尔合著的另一篇关于美洲的论文中，他追踪了初始要素禀赋和殖民制度之间，以及在19世纪和20世纪，识字率和学校教育有用性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比较中，美国因其早期的高识字率和广泛的公立学校系统脱颖而出。

索科洛夫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罗伯特·W·福格尔在本书中谈到了亚洲的增长这一主题。第10章“亚洲奇迹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和演变，展示了理论对全球事件的反应，发现理论常常被这些事件弄得措手不及，而经济史学家的著作却经常领先于理论进步。福格尔从罗伯特·索洛的开创性研究开始，认为索洛的研究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劳动生产率转移到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效率变化或技术变革的主要指标。但摩西·阿布拉莫维茨在索洛的作品出版之前发现，在1869年-1944年和1878年-1953年的几十年间，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增长仅占美国产出增长的14%。剩下的86%是由无法解释的生产力的增长所带来的，这些无法解释的因素或者被描述为我们的无知，或者被描述为技术变革。索洛的模型和其他20世纪50-60年代规范的增长模型将这种技术变革视为外生，但经济史学家和其他“语言理论家”再次站在了前面，在理论家开始写出内生技术变革的规范的模型之前，就将技术变化视为内生。西蒙·库兹涅茨指出，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带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导致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制造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制造业反过来又刺激了农业技术的变革。

增长理论解释不了亚洲奇迹，福格尔认为，增长理论需要从历史的视角来理解。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二战后欧洲和美国的发展，争论的焦点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趋同。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几十年快速增长，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高增长率只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持续下去。中国和印度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才被纳入这场讨论之中，但福格尔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人均GDP可能超过现在的欧盟15国，中国GDP将占世界GDP的40%，而美国仅占14%。福格尔强调，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由于中国大部分劳动力仍在农业领域，随着中国继续赶超经济前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中国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他同意德怀特·珀金斯的观点，认为中国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福格尔指出，美国目前处于经济前沿，能否持续增长取决于其开发新技术的速度。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大力投资科学研究和开发，并提高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口比例。

（作者多拉·L·科斯塔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加利福尼亚人口研究中心副主任；娜奥米·R·拉摩洛克斯为耶鲁大学经济学、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