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秧歌

本文转自：通辽日报

□刘艳军

每到春节，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老家看到的秧歌，想起父亲扭秧歌的情形。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一段喜歌唱词：“张家老太不是人，西天王母下凡尘；生的儿女都是贼，偷得蟠桃献娘亲！”他唱得跌宕起伏，人们的情绪起起落落，东家脸色也变了几遍，待东家听完最后一句，就高兴起来，张罗着给秧歌队伍赏了两条好烟，这是农家院里比较高的打赏了。

这些喜庆的贺词村里人叫唱喜歌也叫“鼔翻”，不知道别处叫什么。我百度了一下，并没有从历史的长河中捞出“鼔翻”这个沉没的词汇，所以具体是哪两个字就不得而知了。一般鼔翻都是伞头来唱的。通辽从地域上讲，处于东北地区，所以方言习俗都是东北的，因此大秧歌也是东北秧歌，跟内蒙古其他地区的不尽相同。东北大秧歌的伞头曲虽然也是有很多固定的唱词，比如说唱八仙“汉钟离手摇鹅翎扇，又避火来又避烟。吕洞宾身后背宝剑，十妖见着九妖寒”，但是更多时候，这些伞头都是触景生情的，看见什么唱什么，不需要太深的唱功，不需要文雅的唱词，只要能活跃气氛，体现喜庆恭贺的主题就行。到做买卖的人家，就祝福发财，到当官的人家，就祝福升官，总之，唱词都是临时编的，需要伞头有即兴演唱才能。当年我姥爷在隔壁村子，是十里八村著名的伞头，编得唱词是一绝。

圈内人说“宁领千军，不领一会”，就说明当伞头难度很大。

作为秧歌队里的灵魂人物，“伞头”的任务不仅仅是唱喜歌，秧歌队队形的变换，节奏的变化，都靠伞头指挥。伞头用高举的伞，或者小红旗，打出不同的手势，秧歌由两队变成四队，由直走变成“串花”，由扭“十字”变成小颠步，节日的喜庆就渲染得更足了。

我的父亲不是伞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打我有记忆以来，他一直扮演一个角色——媒婆。当地人管这个角色叫“老卖婆”，估计也是谐音。

东北大秧歌里是有很多人物扮相的，比如说当年我四舅扮演“青蛇”，穿一身绿色绸衣，戴着头花，涂着腮红，甩着彩带，的确也是妖娆。憨憨的二舅扮演“傻柱子”，画着滑稽的妆容，做着夸张的动作。姑姑当时十八九岁，扮演何仙姑，踩着高跷，手持彩色皱纹纸叠出来的莲花，漂亮极了。此外还有很多戏曲里的人物，比如扛着钉耙的猪八戒，举着金箍棒的孙悟空，还有划旱船的老头，骑毛驴的小媳妇。

而父亲扮演的“老卖婆”，在我看来，简直丑到不忍直视。我总觉得父亲那身扮相让我丢脸，所以每年正月里看秧歌，我都是闷闷不乐。

他上身穿着老太太的偏襟大褂，下身穿着肥腿绑脚灯笼裤，头上戴着影视里媒婆才戴的那种我无法形容的帽子，两腮涂抹得像大苹果，还夸张地点着几个大痦子，耳朵上挂着两个长长的通红的辣椒，手持一把蒲扇，略微佝偻着身子，在一片桃红柳绿中夸张地摇摆。

那个时候，父亲二十八九岁，作为一个退伍军人，在村里也是一个灵魂人物，再加上高中毕业，还读过很多书，口才也好，所以他虽然不是伞头，却“抢”了伞头唱鼔翻的活。他唱得鼔翻抑扬顿挫，幽默诙谐，却又不乏文采，这与其他伞头又有所区别。是继姥爷之后最有名气的不是伞头的伞头。但我还是不愿意听他唱，我只把视线放在别处，让视野盈满挥舞的彩绸。

忘记是哪一年了，父亲突然不扭秧歌，也不唱鼔翻了。记得当时秧歌组织者去请过他几次，他都给拒绝了。我却有些高兴，再也不用看他那“老卖婆”的扮相了。

每年春节，依然会有秧歌挨家挨户拜年，轮到我家，秧歌扭毕，喜歌唱罢，父亲也会拿出两块钱，或者几盒烟给伞头，他满脸喜庆，眼神却有些莫名。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那是一抹黯然。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件事，问母亲，为什么父亲不扭秧歌了。母亲说，父亲从别人口里听过我不喜欢他的扮相，就索性不去参加秧歌队了。

父亲读过高中，不甘安于现状的他在生下我之后又去参军，当年才十九岁。退伍后，作为大队书记的奶奶却把分配给他的工作让给了别人，因此他总觉得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喜欢万众瞩目的感觉，“老卖婆”是整个队伍中最打眼的一个，而他的鼔翻唱词又让他展示了自己的文学才华。当然，这是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的。

那个年代的父女是不太会表达感情的，虽然他把我当成了自己的骄傲，但从来没跟我说过什么亲热的话语。他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去粮库扛二百斤的麻袋包赚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跑遍整个村子广而告之；在我生孩子的时候，奔赴千里到我身边守护……而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因为肝硬化去世，他还没来得及享我的福。

春节又至，我的脑海中又出现了父亲的影像，涂抹着腮红，像红苹果的两颊，耳朵上摇曳的红辣椒，手持一把蒲扇，在漫天的彩绸中欢快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