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子的择偶观，钱财、才学、门第都是关键因素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四大喜事，婚姻大事更是重中之重，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都是如此。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封建王朝，后来女皇武则天当政，社会包容度更高，相对于其他朝代而言，婚姻已经非常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否是绝对的呢？

其实不然,虽然在电视剧以及历史轶事中，观众能看出唐朝女子生活的纵情恣意，婚姻更是开放包容，但真正能无所顾虑也是少数，在婚姻选择上非常慎重，而且其中还有许多硬核要求，比如钱财、才学与门第都是关键因素。

一：钱财作为婚姻选择的基本要求，导致婚姻有时成为一桩交易

魏齐以来，社会阶层发生一定变化，因此也影响到了婚姻。在之前，钱财实际是婚姻的附属要求，虽然必不可少，但也并不需要男方花费天价的彩礼，即早期的六礼之一的“纳征”是非常纯粹的。

当时更加强调社会政治地位方面的门当户对，直到魏齐。后来逐渐出现士族与其他阶层通婚的案例，为了寻求平衡，假若女方的身份高贵，男方就需要花费更多的钱财来弥补女方的“损失”。

在这里也能看出，实际上女子在这一婚姻交易过程中并未真正得到什么，那些昂贵的彩礼也是补填到了女方的原生家庭中。

唐初的社会风尚就是如上段所述，当时的世家大族，也就是以“崔卢郑李王”等五姓八家为代表，对这种买婚为尚“纳货旧门”的事乐此不疲。

说来还有一件令人玩味的事，当时唐太宗李世民还对这种现象感到颇为奇怪，酒宴之时，特意问了大臣，结果大臣们但笑不语。太宗的疑惑并未妨碍这种婚姻现象的发展，社会上反而更加盛行这种婚姻选择。

比如当时有女陇西李氏，前京兆府兴平府县令通长女，有男元氏（庶人），庐州府君第十四子，《汇编》贞元中对元氏的评价是“无禄而富，无位而尊”，两人结为夫妻的条件就是财富。再如《旧唐书》记载太原王氏“早贪诗礼……纂组女工，得家人之深旨”，而男方“资盛之职……必资中馈”。

这种示例很多，且都是有明确历史记载。但其中存在巨大的弊端，就是女方家庭几乎不会看重男方的人品，他们无论男方家中的资产是如何获取的，有钱就行，如此一来有些人品格低劣也是难免，女方家庭却对此无视。所以男方与女方的婚姻本质上就成了一种交换。

还有一点就是唐朝的聘礼没有限制。在今天，我们也常说何地的聘礼之高，但基本都是有上限的，当然部分富豪除外。唐朝时期对聘礼的放纵显而易见，但表面的遮羞布还是有的，当时的法律也规定避免铺张浪费，却形同虚设。

唐人的功利心很强，这种财富婚姻又导致了一定的攀比之心，时人普遍追求推崇有才的家庭，如此一来，贫困之家就受到女方的鄙视。比如《汇编》长庆记载，李会昌就是因此“官薄未娶”。

二：唐朝社会除了看中实际财富，还看重男方的潜力财富，也就是才学

唐朝是一个政治制度极度变革的时期，科举制度的应用打破了原先的选官模式，“名居高者无不登第”，“位以才升”的观念逐渐被社会的各个阶层接受，因此贫苦之家的孩子也有了改变社会阶层的机会。自然也影响到了择偶观，有女子本身家世平凡，却因夫君取得功名，从而随夫显贵。

如《白居易集笺校》记载：“夫人始封荥阳县君，从夫贵也”。

因而许多女子以及女子的家庭便盼望自己能得到这样一个女婿，所谓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待到男子仕途通顺再议亲，就有些马后炮了，此时男子荣光正胜，不一定能看得上女子，因此就有了“重门第一重才学”，也就是“押宝”，下注的前提就是男子的才华。当然这种“押宝”通常分两种，一种是男子未取得功名，一种是男子仕途刚开始。

比如《新唐书》记载，当时有陇西男子李朋，学冠五车，“为时匠之所称咏”，受到杨氏之父太尉器重，杨氏擅习女工丝竹之业，当许嫁之龄，“求俊彦于帷中”，得以归文学节操之士，两情相悦，促成佳话。

再如河东裴擀家境贫寒，却有惊世之才，性情温厚、志尚儒雅，颇有风度，“岂非硕德名儒之家耶”，妻子杜氏天资聪颖、博通古籍、“而洞得淑态”，在丈夫衣食困窘之际，杜氏倾其私室、“以备官须”，即便裴擀家境平庸，妻子依旧看重其未来前程，尽己所能、资助丈夫。

但这种看中才华而择偶的方式是唐朝后期才开始兴盛的，这也正常，科举制的度的推广总要经历一定的时间，而往往是存在成功案例，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贫女随夫显贵的事例出现后，才有人起效仿的心思。

其实，通过历史考察就能发现，原先的古老世家越来越倾向于如此择婿，这与古老世家的衰落也有关，而且通过这种方式选择的夫婿，一般而言，质量要强于凭借钱财选择的夫婿。

而且论及才华，才华也并非仅意味着满腹经纶，因为唐朝与后来的宋朝不同，唐朝并非重文轻武的社会，因此“将士之才”也是一种被认可的才华。

世家大族都是饱经风雨的家族，他们通常对社会风气的改变极为敏感，他们通常也促进某一社会风气的增长，当凭借原先的家传礼法无法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时，为了稳固政治实权与社会地位，他们将选婿重心逐渐转移到那些有潜力的平民庶子身上，因此才华与前途就成为士族之女择偶的硬性条件之一。

但从这里也能看出，实际上这种择偶方式还是上层社会运用较多，毕竟他们的眼界比普通老百姓要高。但要注意，在择偶时，虽然门第不再如以往那般重要，但并不意味着门第之见的消失，为什么世家大族看中科举人才。

因为他们自己能创造一个世家，所以这种根据科举择偶的方式实际上还是内化于门第婚姻之中的，也就意味着门第依然是唐朝择偶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门当户对的说辞纵贯古今，唐朝也不例外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前，门阀林立，是择偶最重门第的时期，传统不是说断就能断的，在今天，我们也常说门当户对，唐朝择偶的门第之见虽然是逐渐不再那么重要，但仍然是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唐初。

唐初，魏晋遗留的风气仍然存在，当时的门阀贵族和李唐皇族隐约还存在对抗的现象，类似于冷战，有些守旧的门阀贵族依然坚持依靠门第来联姻，以巩固权利。

唐初期，依靠门第来联姻的家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老牌士族之间的通婚联姻，用来壮大两个家世集团和稳固社会地位。

还有一类，当时新兴的贵族官僚，看中了老牌士族的影响力，比如人脉，主动与其联姻，以实现政治实权与贵族名望的共赢。其实不难理解，门阀贵族张之所以形成极大的影响力，与联姻也有关，所以他们不会放弃联姻。

不怪《杜中立》中唐文宗感叹：“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天子二百年，顾不及崔、卢耶？”

门第婚姻大致经历了冠冕蝉联、永冠衣缀一士皆饰躬励学的过程，也就是说门第婚姻从原先的固有模式，转变为灵活模式，后来依据“才华”联姻，在旧的门阀士族眼中，他们认为门第婚姻是必须的，尽管暂时可以门第不对等，但男子的前途可以弥补。

实际上这种妥协，意味着门第不再是最为紧要的择偶标准了。或者说，在唐朝的数百年历史中，依据门第择偶的比重并不大，婚姻逐渐变得自主，尽管是一定程度上的自主，若是有女子能勇敢一些，门第之见可以完全抛开。

从杨玉环与李隆基的案例中我们就能看出唐中后期的民风之开放，所以此时门第重要又不重要，全看个人与家庭的选择，社会反而不会就此点予以更多评价。

总结：

婚姻大事在今天重要，在古代更重要，因为古代女子婚嫁之后基本就依附于夫家生活，虽然在唐朝已经出现离婚的先例，但终究是寥寥，不像今天讲求女子独立，而且离婚成了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所以不止在唐朝，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女子婚姻成功与否，是否幸福，都依赖于婚前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类似于豪赌，婚后幸福与否全凭运气。

在婚姻选择方面，门第、财富与才华都是关键因素，其实唐朝的择偶标准大致经历了门第到财富再到才华，到唐朝中晚期，固有的门第模式反而不太重要了，财富与才华更为关键，尽管如此，婚姻的成功与否恐怕只有时人了解，我们仅能依靠史料去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