昊陵巨碑谁摹勒

文水县南徐村村东出土的唐代石狮韩鹰供图

周天授元年(690)九月初九，武则天登基称帝，建立大周王朝。同年，武则天敕令在家乡并州文水县斥巨资修建“寿宁寺”，开坛宣讲“女主天下”的《大云经》，并对父母陵墓耗资无数，不断“扩容”。周圣历二年(699)，武则天对建在家乡文水的父亲武士彟的昊陵，按照皇陵标准又一次进行大规模扩建，并筹划树立一通高约5丈的“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俗称攀龙台碑，碑文由宰相李峤撰文、时为相王的李旦书丹。到周长安元年(701)十二月，这块高5丈、宽9尺、厚3尺的巨型“武士彟碑”正式告竣树立。

通常情况下，从帝王书法到石刻展现，是不会由帝王本人直接书丹于石的，而是要遴选擅长书法和有临摹功力的书手，将帝王的笔迹摹勒到碑石上，然后再由刻工镌刻完成。碑刻匠人通常会在碑文末尾予以留名，而手迹摹勒人注定成为无名者，被世人永久遗忘。

近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由胡戟、荣新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当阅至唐开元二十年(732)勒石的《崔知之墓志》时，笔者意外发现这样一段记载：“年卅一，武氏昊陵建碣，历采伯英之筋，以善草隶摹勒，起家授苏州参军事。”原来，在当年书刻昊陵碑的过程中，是经由崔知之这位善书高手，将相王李旦的书法摹勒到武士彟碑上的。

相王李旦的楷书中往往夹杂着篆隶乃至草行笔法，因此摹勒者若非兼善草行篆隶，难以做到传神写照。“善草隶摹勒”的崔知之，从武周圣历年开始，受武则天敕命，到了文水县昊陵的扩建工地，干了一件值写入墓志、从此发迹升迁的大事。因摹勒昊陵碑之功而起家，崔知之即任从八品的苏州参军事。“历采伯英之筋”，是比喻崔知之像东汉“草书之祖”张芝擅长章草那样，是一位书法水平十分高超的摹勒高手。昊陵之碑摹勒工程完成之后，崔知之不断升迁：转任青州北海县丞，超阶补七品杭州紫溪县令。唐开元十九年(731)，崔知之卒于县之官舍，享年57岁。唐开元二十年(732)，葬于河南万安山之阳(今河南洛阳伊川县彭婆乡徐营村)。

遗憾的是，经过近1000年的沧海桑田，到明代中后期时，广袤的昊陵、高大的武士彟碑竟然被泥沙淹没在了二三十米深的地下深处。文水境内的文峪河水，从峪口村流出谷口后，首先流经开栅、徐村一带，由山至川的落差，使得这里的文峪河水流湍急，裹挟着大量泥沙，就在徐村及其附近的开栅、文倚、宋家庄、龙泉一带，形成了广袤的冲积扇。由于泥沙逐年淤积，徐村及其周围村庄的地面年年有增，不断加高，就这样，武士彟碑逐渐从世人视野中消失了。

武士彟碑的影踪，其实在明朝《永乐大典》5204卷是有记载的：“唐武士彟墓在文水县城北十里，唐则天皇后父也，则天革命改墓曰陵，旧有碑二通，太原王碑高宗撰并书，今已不见。只有高皇帝碑，高五丈，阔九尺，厚三尺。其碑地埋一半，文亦剥落，只有碑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在600多年前的明代永乐年间，攀龙台碑地埋一半，仍露碑额。在明天启五年(1625)的《文水县志》中，却对武士彟碑的淤埋地点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徐村村民也没有留下口口相传的一丝信息。武士彟墓和武士彟碑，成为了武则天家乡人民无从获知、一直无解的谜。

昊陵竣工400年之后，宋绍圣四年(1097)初冬，潞州知州吕陶兴致勃勃地慕名寻访女皇故里的文水徐村寿宁寺和昊陵。武士彟碑距今900多年前的全貌，吕陶看了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吕陶游毕后即兴写了题为《游文水寿宁院》的一首诗，收录在了《四库全书》“净德集”卷三十一之中。在《游文水寿宁院》一诗中他写道：“寺旁有曰武陵者，高碑大字言其详……睿皇书碑李峤记，当时气焰安可量。”

吕陶在诗中还这样描写寿宁寺：“三朝宸札旧所赐，奎文宝迹人间藏。”该寺珍藏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睿宗三位帝王赐给寿宁寺的御书宝迹。文水县北徐村的长者说，他们听上辈老人们讲，寿宁寺门额上的“寿宁寺”三个大字，是武则天题写的，此外，寿宁寺还藏有唐高宗书丹的太原王碑手迹、唐睿宗书丹的武士彟碑手迹。这就是吕陶所言皇家赐给寿宁寺的“三朝宸札”。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崔知之在文水摹勒武士彟碑时，一手拿着李旦的手迹端详，一手在碑体上精心临摹描画。待全部碑文摹勒完成后，李旦的“宸札”“宝迹”原稿，便经崔知之之手交由寿宁寺收存珍藏。

意外的是，2011年10月，在武则天庙正东1.3公里南300米的地方，文水县南徐村村民在距地表15米深的挖砂场，挖掘出了一对整体高度达到4.56米的庞大石狮，坐西面东，蹲式姿势，神态威武，具有明显的唐狮特征。巨狮的出土，惊动了山西省的考古专家，现场鉴定为昊陵神道的石狮无疑。因村民挖砂意外找到了昊陵石狮一对，使得长期以来现代人对昊陵是否在文水县的疑惑终得澄清。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沉埋于地下的昊陵和崔知之所摹勒的武士彟高碑，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得以考古发掘，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