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全球化退潮是不争的事实，房地产引擎突然失速，中国经济怎么办？

12月28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做了一个最新的演讲，他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深刻思考，包括增长率的边际增长越来越弱，会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的零增长？从国际层面来看，他认为全球化退潮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光是中国与世界，而且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裂痕。从国内看，房地产行业曾经支撑了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但现在房地产这个引擎突然失速，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在透支未来，也不足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依靠，怎么办呢？

再看看企业家们，老一辈的企业家正在退出，不少企业家移民海外，而新一代企业家和新赛道的领头人的产生就必须重视。更何况还有越南这样的竞争对手，我们还有哪些优势可以发挥？

布克之声认为这是一篇忧心忡忡的演讲，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关键问题，现分享全文如下，以飨读者：

（毛振华）

第一，经济增长率的问题。

现在讨论发展目标，讨论高质量发展，不能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看。实际上，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还是要有一定的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没有速度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这是中国的一个逻辑。

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在比较短一个时期内下了几个台阶，这是始料未及的。2017年是最高峰，14.2%，还有一个数字是15.1%，这个数字有点高，怎么算出来的我还是不太明白。但不管怎样，从14%以上的增速始下滑，所以，2009年我做过一个报告，进入到次高速增长阶段，我们讲的次高速是指告别双位数，从10%以上到10%以下，我们认为保持在7%左右的速度，7%的增速当年我提的还是太高了，我参加工作时正好是提经济增速翻两番，那时候翻两番是7.2%，非常高，现在还说要保持7%以上，头脑还是很发热的。

我们一再讲经济在下行探底筑牢底部，底部是多少？一直在下行，现在一个新的底部是2020年、2021年两年平均数，5.1%。现在即将迈入一个新的数据，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数据，就是2022年、2023年的平均数，这两年，尤其今年是很不正常的一个年份，出了很多问题，定的是5.5%，现在可能是3.5%还高一点，以这个为基础就会比3.5还低，统计数据还没有出来，统计数据还是很难估计最后出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和明年也是有关的，假定今年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平均在4.5%，那明年需要有很高的增长速度才行，如果在4%的增长速度也要到5%左右。所以，这个情况来看也在分析研究，未来是不是长期面临一个保四争五，在这么一个区间里运行。如果我们保持在3.5%左右，也能够在未来2035年达到人均2万美元的标准。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现实问题，我们的思维还没有从超高速、高速、中高速的角度拉回来，现在差不多进入到一个低高速，进入到一个中等速度，这里要考虑首先是基数问题，现在基数比较大，只要有所发展都是不错的。其实，我过去也讲过一个观点，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即使是维持简单再生产，保持原来的水平在0%以上的增长也是很难得的，日本经济在过去失去的三十年中是比较低的增长速度，0%左右，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国民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太大的降低。当然我们跟日本还是有差距，我们未来如果达到日本的水平，接近0%左右，未必不是不可接受的。但是现在看起来离日本还很远，还是需要发展，当然基数还是要考虑的问题。

还有几个因素，一是GDP增速继续下行，这有各种条件，是我们分析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依托条件，应该还在下行期，现在算大概4.1%，过去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有可能GDP实际增速超过GDP，现在要保住潜在GDP增速和它基本同步需要很多努力。

第二，全球经济形势，全球化退潮。

全球化退潮有很多背景，最近也看到一些材料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全世界主要学者基本能够确认，我也赞同这一观点。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全球化基本上退潮，各种原因，其中也有全球化所带来的分配不均的问题，不仅仅在国家间的分配不均，也在发达国家、获得全球化红利的国家内部产生不均，发达国家资源通过跨国公司进行全球配置，在某些地方投资贸易获得很高的收益，但可能使他的本国居民丧失一些工作机会，导致国内矛盾，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现在在出现一些重大政治区域矛盾时，这些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也只能跟随国家策略采取相应措施。所以，全球化退潮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失去这一红利之后全球经济经过了金融危机、病毒冲击、地缘政治打击等各种背景后，欧洲会步入一个较长时间的衰退，欧洲没有找到新的增长力量，创新也好像不太行，过度福利化也是影响创新积极性的。所以，其他经济体美国、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都将进入一个比较低的速度，甚至是衰退期，这样我国外汇环境同过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过去不能回避的，中国开放加入WTO、加入全球分工代表了这么一个基础，重要推手，这一条件已经在改变，有些事情将逆转。

第三，中国周期性调整。

我讲的周期不完全是指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下，从增长繁荣到衰退的周期，还有中国自己长时期的稳增长政策、扩张政策所形成的各种风险，金融、资源瓶颈等各种风险的累计和现在的释放，有这么一个周期性的调整。这里伴随着我国中央产业政策的调整，比如像房地产曾经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推手，原来在最高峰时，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对中国经济在整个GDP增速中大概有1/4以上，25-28%，最高的时候达到29%，这么大的一个占比，是一个重要引擎，这个引擎现在突然失速，从其他什么地方能够补到这么一个增长速度，从哪里来？我还没有看到。如果房地产的问题没有了的话，我们增长3%、3.5%还是很高，其他地方还是要保持很高的增长才行，但我们看不到其他地方有那么高的增长，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周期性调整，特别是我们自己产业和金融的风险的释放，是要充分考虑的。

第四，充分考虑我国增长动力的转换。

从我国经济增长来看，有产业的增长，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所有经济发展都是产业的发展。我们的一产、二产、三产在过去的年份中，经历了从农业国到初步工业国，第二产业占主导，现在第三产业上来成为主导产业，进入这么一个转换期，这是经济发展的进步，同时，这是在消化增长空间。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也注重到和科技、和出口、和重大调整，和经济的基础设施的重要转换，这些问题是应该高度关注的，比如基建，是不是还可以有这么大规模的基建？还是挺难的。我们看美国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搞基建，很多基建在今天还在使用，经过二战以后又有一个建设期，在1970年以后美国就没有国家级大型基建来作为拉经济的发动机了，他们就没有发生。欧洲，尽管觉得它很旧，但它依然运转，当然这和它们早期做的比较好有关，我们去巴黎，巴黎的城市下水道，他们的城市在两百多年前形成的。

对我们来说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和原来大规模基建相比，这个条件也是基本丧失。我们在过去的年份中借了很多钱，把未来的钱花了一部分。我们也太勤奋，把未来的人的活也干了不少，我们经济衰退一点就想借钱搞基建，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干了未来人的活，我们的后代当经济再有什么动荡时，他们的基建就没有什么项目做了。现在找到好的基建项目，找到大的基建项目其实很难。

还有制造业的转换，现在第一大产业是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包括手机、电子设备、电脑产业，这是比较大的，未来这个产业的发展应该到了一个相当的瓶颈，当然还会维持比较高的一个地位，但是像过去那样由一个行业，由一个比较次的地位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个过程中对经济的拉动，现在看什么样新的产业和行业能够起到这种拉动作用，现在还不容易找到。现在能源体系革命，新能源包括储能的技术突破都不容易，包含的基础材料和一系列的基础条件还是很不够的。现在看起来还没有找到更好的产业，上一轮增长我们赶上全球化，也赶上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革命，未来没有这样的条件，维持产业持续增长并不容易。

在增长动力中，过去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方的条件不一样，我们自己有一个梯级，全世界有梯级开发，中国自己有梯级，从东到西的转移。东部地区发展很快，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像广东经济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如果把广东从中国体系中拿出来，单独按照一个体系来计算，基本上也不改变中国排名世界第二，但广东省经济在全世界就可以排一个相当的位置。最近我去了一趟越南，越南人口和广东差不多接近1亿，但经济总量只有广西，所以，我们期待越南经济由广西变广东的历史其实并不远，何况，现在在广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现在我们看新引擎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挑战，也是尝试，不管是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还有长三角京津冀合作，还有粤港澳大湾区，这些新的地区崛起并不容易，当然这些地方还有潜力可挖。最引人注目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中怎么把一国两制的体制在未来，在遭遇国际因素的挑战之后，怎么利用自己的幅员辽阔和一国两制的优势，把适合不同的体制下的经济安排，这也是比较重要的思考，当然这还是有希望。但是像过去那么大的拉动中国经济的地区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转换动力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和企业家，这是中国过去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当然，俄罗斯1991年解体后也想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它没有产生像中国层出不穷，特别在创新领域、制造业领域里、创业领域里，从创业开始做起的大企业，俄罗斯很多的寡头都是国有资产能源企业转换出来的，把一个小企业从消费品开始做起来，做成一个大企业，中国出现那么多的创新独角兽，出现那么多的高科技企业、消费企业，都是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全世界其他经济体中可以和中国比的，大概有美国，美国很有创新机制，其他国家不能比，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和这个非常有关系，尽管中国的企业家中没有出现众望所归的西方体系里那样的企业家，各种原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没有出现，但是我们搞研究的都知道企业和企业家。

现在一代企业家已经老去，这是现实，很多人在退出。 退出有很多的原因，原来我也做过一些分析，还有很多人移民，这个企业家阶层是不是也到了一个转换的阶段，我们不能叫洗牌，但是要转换，新一代企业家怎么产生，老一代企业家，一般讲的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战中打正规战将军是打出来的，但是也有很多适合游击战的，也有很多是适合传统阵地战的，现在打信息战、科技战，也许这些将军该换了，很多将军很多也有自知之明，的确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新人怎么产出，老的怎么退去，这个转换是中国经济的基础条件，必须要正视，怎么让这件事情能够做过来。

这里我们就要考虑分配制度等影响， 在中国过去改革中的积极作用是不是就已经丧失了？在这里我最后有一个判断，现在要考虑一个风险，换道的风险。我们是新时代，当然就不是旧时代，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有很多东西的转换。但这个道要不要换，怎么一个换法，赛道当然要换了，频道当然也要换了，国际环境国际关系也在变，变的过程中哪些是还有用的？换道是有风险的。所以，有些道是我们被迫要换，必须要换的，被动的要换，有些道是主动换的。换道中，哪些要坚持的，哪些是不能放弃的，换道的风险的确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

经济增长就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增长，是不是在原来运行轨迹上的延续呢，这值得我们思考。我个人的看法，要研判风险，不能自废武功，也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好高骛远，但又要与时俱进，这些道理说得很虚，但认真体会和认真思考，在面临新的历史人物，面临新环境和新挑战前，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应该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我就这一点谈个人的思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