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里，一盏灯

本文转自：嘉峪关日报

那次母亲住院是她几年来病情最重的一次，听二哥说，她几乎是被抬着进医院的。

自从到了外地工作后，父母的身体成了我最牵挂的事，而家里人为了怕我担心，都不告诉我这些。每次我问都说好着哩，那次也是我问別的事时无意中说漏了嘴，才知道母亲在医院。

我到医院后，母亲还是气喘不停，从病床到卫生间也就三四米的距离，上一次厕所回来喘个不停，听起来胸腔中、气管里有大量的东西在阻塞呼吸，看到母亲坐卧不安的样子，我们心中十分难受。

我坐在病床前，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只能去问医生，医生告诉我情况还可以，建议购买制氧机备用，并且注意温度环境的高低变化，这么大年龄，如果不仔细护理，天寒地冻，温差变化太大，极易形成呼吸衰竭。

医生用的是专业术语，死亡这个词语一下子扑入我的脑海。在我们乡村里，恒温是很难保证的，本身白天夜晚温差就在十五度以上。父亲怕冷，整天把火炉烧得通红，屋子里温暖如春，冬天外面天寒地冻，夜晚父母都要方便四五次。

前几年，农村自来水通水以后，我就有个想法，在他们居住的房子里改造一个卫生间，在墙壁上开一个门，里面改建一个小卫生间，这样既卫生干净，又避免冬夜受冻，但是这个想法大家一致反对，最终胎死腹中，成为我心中的憾事。

无奈之下，我购买了一个简易坐便器，晚上可以在屋内方便，早上把小便倒掉，但是母亲又嫌屋内有尿味，一直没有使用，我多次劝说无果，看来这次是必须要得用了。在网上购买制氧机以后，母亲渐渐有所好转，但是医生的告诫一直在耳旁环绕。

母亲稍微好转，便又给我讲起村子里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前一次讲过的事。这几年但凡我回到家，母亲就开始了她的“新闻联播”，内容基本都是村子里亲戚中发生的故事，后来便追溯到几十年间的往事，人与人之间的恩怨，讲着讲着就讲到了我们的家事。

也许好久没有听众了，每次我一回来，便是一次集中播放，家中的事本身有些说不清，她却总要不停重复，而且加上自己的判断，有些看法早已经与时代脱节，但是我必须认真倾听，我知道这是年老母亲远离寂寞的一种方式而已。

早些年的时候，家里很穷，想什么都是白想，后来条件稍微改善以后，二哥买了一辆摩托车，出外的时候，带上二嫂方便了许多，母亲就有了看法，我当时就明确反对她的意见——有了条件改善一下出行条件，有什么不对，捎上二嫂更是应该。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不能理解贫穷惯了的父母对摩托车这个奢侈品抵触情绪有多大，看到儿子带着媳妇进进出出，心理上便有了一些落差。母亲心理上有了变化便一定要讲出来，但是也只能是讲讲而已，无效的抵抗与步步退缩是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常态。退出劳动序列，退守到院子里，再退守到屋子里。当拐杖与药品成为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他们迅速地老去，老得村子里已经没有他们的同龄人，只能倚在墙角看巷口的行人和落在巷道口的最后一抹夕阳。

母亲说要把我上次留给他们的6000元钱进行分配，那6000元钱给他们目的是让他们想吃什么花起来方便一点，可是他们一分钱也没有动，她告诉我：这个身体，说不上一口气不顺就永远把眼睛闭上了，到时候连处理这点钱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么点钱本来只是零花钱，可在父母眼里这就是一笔巨款，一半她要给她女儿，因为我妹妹经济条件不好，一半给她最大的孙子，因为孙子对爷爷奶奶最牵挂。我当然没有异议，这本来就是给他们的。其实这些年给他们的钱，在他们那儿只是中转一下，然后给了孙子们了，多少次给钱他们不要，当我说留一点钱让他给孙子时，他们也就接受了。事实上他们已经失去花钱的能力了，扶弱济贫是他们一贯的行事原则，而父母不知道他们本身多么得衰弱，到了暮年，依然尽其所能帮助别人。

出院前一天，二哥告诉我，早上他出门时，父亲已经早早起来，把屋子里收拾干净，说是一定要进城来看母亲。我很难想象八十七岁的老父亲在没有母亲的这十天时间里是如何扫地填炕打扫房间的，以前这些事通常都是母亲完成的。

其实，在我们家里还是维系着中国传统乡村的父权家庭，男人永远是家长，女人只负责料理家务。我们家也如此，父亲通常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几年母亲身体不行了，父亲也力所能及地分担一些家务活，开始喂鸡喂狗了。填热炕在我们村子里完全是女人的活计，近几年父亲已经全包了。

以前由于自己年轻，整天被所谓的事业缠身。也有看父母，但基本上都是来去匆匆，听到有病看一下，节假日看一下，自己烦躁时想静一静时回来一下。有那么一段时间，老天给了我与父母亲密接触的机会，我亲眼看着疾病是如何一点点蚕食他们的身体，衰老是如何一点一点地把他们变成了社会边缘人。

在生命面前，任何人都是一样的，父母那几年，有病不去医院，大半是怕花钱。八十岁以后，国家政策好，住院花费少，父母也不拒绝去住院治疗了。

父亲最终也没有到医院里来，我能想象失去听力的老父在家中坐卧不安的样子。在生活方面，他是习惯性地依靠母亲的。我有种预感，如果母亲不在了，父亲很可能会不久于人世。很早以前，有个老人就告诉我，年老的夫妻先走的人是幸福的，那时我听不懂这句话的含义，觉得死亡是令人最痛苦的，怎么可能会是幸福的呢？后来那个老人的老伴去世后，他告诉我，老伴在的时候，是饭在等他，老伴不在之后，一直是他在等饭，他后来的生活状况确实印证了这一切。

母亲是我开车送到家里的。老父提前不知道，我把车停在院门前，一个人快速走到屋子里，父亲连忙问我母亲怎么样了，当得知母亲已好了出院了，父亲便急忙开始往炉子里加煤，我环顾屋子里，一切如常，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只是没有想到，母亲还没有坐到炕上多久，两个人就因为架炉火吵起来了。

在我们兄妹的印象里，父母的一生，就是吵吵闹闹的一生，吵架是母亲宣泄情绪的一种发泄方式，也是父亲人生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早些年，我们家十分穷，父亲又在三十五岁时被外地医疗队误诊为癌症，不能干重活。那时我们都小，家里家外的活都是母亲在干。因为这个，父亲觉得亏欠了母亲许多，吵架成了他们生活常态，但是他们从来不动手，母亲把怨言都发泄给父亲，父亲总是保持沉默，发泄完了之后，该做什么继续做什么。

我结婚以后，也和妻子吵过几次架，那时我在乡下工作，单位宿舍成了我的避难所。后来从父母身上我悟出了婚姻的艺术，我们也吵架，但我绝不动手，而且迅速缩短冷战时间，像父亲一样先保持沉默，吵架一开始，就准备投降，主动认错。

这些年，由于父亲听力减退，父母交流时母亲都要放开嗓门，外人听起来就是吵架，而且吵架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生炉子加煤。父亲怕冷，一天出出进进，无事可做，不由自主地往炉子里加煤，母亲认为有点浪费，并且她自己怕热，矛盾便无法避免，但是依然如故。

我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成了父亲一样的人，也喜欢热一点，喜欢睡在滚烫的被窝里，当我躺在炕上，看着母亲又在抱怨，父亲仍然没有停下来加煤，心里想，这也许是他们独有的沟通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