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的领袖高攀龙，为何遭到魏忠贤赶尽杀绝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注定一生要与苦难和悲剧同在。儒家的“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理想让代代士人为之神往，以期达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境地。

无数士人抱着天下关怀的热情，渴望能够通经致用、致君泽民。正如清代大思想家颜元所说：“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吾儒不为，又谁为之？”是啊，“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这些怀揣理想、不苟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以王道理想针砭时弊、抨击当道，尽管一次次地遭到失败，但其高尚、悲壮之节足以令人感佩。

高攀龙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身处晚明的他注定了此生将与苦难相随。我们知道，整个明朝到了嘉靖、万历时期，官场黑暗、宦官专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尽管在万历时，张居正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好景不长，无法挽救明朝将要灭亡的命运。明朝虽然亡于崇祯之手，但其实亡于万历之手，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持此看法。高攀龙生于此时，而他又是一个读过圣贤书，救世极切之人，因此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提起高攀龙，就不得不提顾宪成。说到这里，您也就猜到了。没错，就是那个“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学派。一定要记住，是东林学派，而非东林党。为什么呢？因为孔子主张“君子不党”，即不能拉帮结派，主张君子“以义合”，而非“以利合”。东林党之名是魏忠贤一党对东林学派的诬称。在晚明时，东林学派聚众讲学，声势极大，“满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志同道合，群而不党。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阴长而阳消。随着东林学派的壮大，却招来了小人的嫉恨。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一党目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拟就一份名单，称之为“东林党人”。实际上，东林学派诸君子虽然大多是朝廷官员，但由于官场不得意，便退居林下，以讲学为务，企图厚培风气，默化世运。这份名单实则“指鹿为马”，将同情东林学派和反对阉党专权的正直派官员都网罗于内。先后炮制了惨无人道的“六君子狱”、“七君子狱”，杨涟、左光斗便是我们所熟悉的冤狱。他们被锦衣卫抓到昭狱（即天子之狱，凌驾于司法之上），用尽酷刑，惨绝人寰......这就让人极为气愤，这人间还有天理吗？想想也是可笑，如此捏造事实、指鹿为马的事情果真就堂而皇之地发生了，此时用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中的话再合适不过了，即：“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说了这么多，好像还没对高攀龙做过详细介绍呢。那么接下来，就来好好说说高攀龙。

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以号名世，故学者多称“景逸先生”。江苏无锡人。生于公元一五六二年，卒于公元一六二六年，享年六十五岁。父亲生七子，排行老二。因为祖父之弟，即父亲之叔未有子嗣，故将景逸过继出去。景逸幼时即表现出过于常人之处，在五六岁时，长辈拿食物给他，就已懂得曲身拱手去接。

万历十年，中乡试举人。为内阁大学士沈鲤所赏识，甫一见面，即以“天下士”许之。万历十五年，听闻李复阳与顾宪成讲学，有志于圣人之学，但不知下手处。万历二十八年，即景逸二十八岁这年，中进士。也就是同一年，嗣父过世，在家丁忧三年。万历二十年，三十一岁时，到京师谒选，朝廷授予其行人司行人，所职为奉使出外，传宣王命。正是在这一年，景逸开始了其仕宦生涯。

初入官场，景逸就已懂得宦海沉浮，但坚定立场，直道而行。行人司是个小官、闲官，因此有大量时间读书。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位卑未敢忘忧国”，见有不平之事，屡次上书皇帝。万历二十一年，他三十二岁时，因上书得罪内阁首辅王锡爵，被贬谪至广东揭阳，做了一个叫添注典史的小官。被贬之后，景逸心中气愤不已，可谓是“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为什么忠而被谤？泪眼问天天不语，只得寄情于山水。在登山观水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学者，在相互的讲论中受到启发。逐渐明白了“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意思，渐渐泰然处之，视之为一次大历练，就像当年被贬谪至龙场的阳明先生一样。

正是在反省中，他认为自己需要“变化气质”，更要做到“此生不负此身”。转眼间十个年头过去了，已到了万历三十二年，这时景逸也已经四十三岁了。在这十年中，他与很多学者“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在这批人里面，与他相交过密的当属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了。经过一番商量，遂筹划建立一个讲学之所，于是便在无锡建立东林书院。此曾为二程高足杨龟山讲学之所，在此基础上复建东林书院，也表明了自己对程朱之学的尊信。

景逸感于时下的科举制度“自幼以干禄为学，先文艺而后德行，俗根入髓，非顷刻可拔”。所以他在主讲东林书院时，以“收摄精神，主静立极”为主，教学生一方面要“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异其俗肠俗骨”；一方面要“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这些主张对于那些如蚁附膻、蝇营狗苟的追名逐利之徒无疑是一剂药石。

随着东林学派声势的壮大，景逸的仕途也随之高迁，一路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官阶二品。不过两月，由于魏忠贤一党的构陷，不得不辞职。天启五年，魏忠贤下令毁天下书院，东林遂成瓦砾之区。

天启六年三月，诸好友纷纷入狱，景逸早已料到自己的命运，但仍然从容如常、不露声色。到了三月十六日这天，一早去道南祠拜过龟山，并作祭告。回来后，听闻缇骑将至的消息。便从容不迫地写就遗表，其文如下：

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攀龙垂绝书。乞使者特此报皇上。

写完以后，从容投湖而死。不久后，缇骑果然来捕。幸而有先见之明，免于被辱。高攀龙选择了和屈原一样的死法，为什么忠而被谤呢？这始终是一个问题，屈原没有找到答案，投湖而死。而后来者也没有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