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走上衰败的原因分析

引言：漕运，为明朝运粮的命脉所在，由南往北，往来不歇。河海之争，交锋于口舌，争鸣在明代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海运，绝不难于登天，为何总逊于河运，失陷在进退维谷之间。本文将从利益集团的视角，深刻剖析明代漕运制度下，已成风霜的史迹遗痕。

一、朝臣心异暗潮纷涌

1、我派独尊，弹劾旁门

明朝初年袭承“河海兼运”的元朝旧例，而好景渐衰。直至万历中期，河运派几成漕运制度的主流议派，海运言论昙花一现。虽如是，每当海运一事被少数朝臣提及，总引来百口嘲谤。这在《明实录》中有所记述。

武英殿中书舍人程守训曾上疏言道：“请改易漕渠，系高邮府达淮安府庙湾入海，经数百里达山东胶州麻湾入新河，至海仓又经千余里达天津省，会通之劳而避海运之险。”

工科给事中张问达劾其蠹国殃民。

一家独大，势必如潮倾轧。标新立异，大多寡难敌众。其根源在于，人性对风险天生的规避意识。

海水广袤无际，波涛剧变难测，间或有倭寇劫掠肆虐，机祸双重。人们宁愿偏安一隅、大兴土木，亦不愿历经一毫一厘的叵测乖舛。与其为海上不虞所惊扰，不如着眼于对中原河流的整治改造。

也正是如此根深蒂固的旧念，使河运派屡占众议上风。在虬结纵横的利益蛛网下，“海运”沦为浮木一杆、幽火一豆，在明代朝堂的暗潮浊流之中力排巨浪、步履维艰。

2、认“亲”举人，爵位滥受

《明史·魏忠贤列传》中有记：“七年春，复以崔文升为总漕运。文升故侍光宗药，为东林所攻者也。海内争望风献谄，汹汹不及。”

崔文升因以泻药侍候光宗，而遭受东林党的攻讦谤诽。当是时，魏忠贤颇得圣悦，权震众宦。崔文升故而以重金贿赂魏忠贤，买官进爵，忝居漕运总督之位。

由此可见，明代漕运的举人制度不因才略谋略任人，反凭谄媚攀援得爵，积弊犹甚。正人君子隐匿于小人邪佞之中，不得重用。经天纬地之俊彦却为奸猾狡祟之徒阻遏，难步青云。

另在《明史·杨继盛列传》内，有相佐证之记载：“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

似此贪贿无艺之象，触目皆是。以利为先的污浊风气，大肆盛行。认亲荐人的潜在规则，累及漕运。

官者，布衣之父母也。而今却成利益集团恣意权弄的傀儡棋子。为官者，置万千黎民于滔火万刃之下，而独贪眼前的富贵荣华。舍本逐末，令人唏嘘。

二、官吏多蠹重利轻责

1、程序冗余繁琐，层层压榨盘剥

《明会典》中有云：“八年，令粮船损坏，拨附近地方木料办纳。于清江提举司修造，工部差官一员监督。各卫所仍差拨官军，盖立厂房，相兼匠作用工及贴办物料。”

修船未及，又兴厂房。以修船为由，借机盘剥之事，指不胜屈。

实际上，在明代漕运制度中，从漕粮装运、征收、行船次序、期限管理等既要项目，到运送时间、航行里数等细枝末节，均有庞杂繁复的要求与文书。而繁冗流程仅为一叶障目的假象，其实质旨在逐层吞并利益，妄图以一贯民膏，充一己私欲。

地方官吏其心险恶，尽为利染。本应以百姓福佑为初心，却殚精竭虑于个中利益关系的浮华巨网。以巧诈心计，屡钻漕运制度的空隙。如贪渴之蠹，蛀蚀深里。榨取无度，腐已及骨。

2、逢困不知变通，推诿不决渐多

行漕运以来，艰难险阻，不胜枚举。而地方官吏却每每处事不决，遇困则躲，逢难则避。推责于无端之由，未决无果以卸责。

《明史·食货典》中简有所叙：“二十五年，又决曹县，溢入武城金乡鱼台单县，漂溺甚众。命总理河道都御史，会同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抚按官，议筑曹县等处，不果。”

会谈参议，只为面子工程。一旦涉及实操举措，便一概搁置，不了了之。

更有甚者，罔顾上命，见新河开凿困难，竟以“无源水多沙碛”的无稽之谈，派遣科官勘报，擅自停止疏浚挖掘的工程。

此外，《明会典》中载录道，由三百五十艘遮洋船，每年到林南东店等仓交纳。而闸关内河流水浅，船只难以通行。在以后的交粮日，这百余艘遮洋船仍在极易搁浅的临清闸处停泊，修补船缝。

由此史论剖析，为地方官者，抱令守律，规行矩步。无催则不行，无令则不整。单凭个人喜恶，任情恣性地处理漕运之宜。只顾眼前得失，不思千秋大业。推卸敷衍分内事宜，更将无关自身利益的公共河道安危弃如敝履。

他们割裂了官箴之论，摧折了为官之道，摒弃了百姓诉求。每唯利是图，总以易代难。如一潭死水，难激开创变革的浩荡波澜。

三、漕军财匮夹缝求生

1、借贷成患，欺压民船

河道水位春盈冬枯，不利漕船顺利泊渡，此为一难。运粮水路曲折蜿蜒，地势险峻。遇到逆流之时，还须运军以人力负重拉纤，此为二难。如此繁重艰苦的费力劳碌，却换来微薄如土的报酬，此为三难。

《图书编》中有载：“弘治四年以后，银有定数，船日加多，官军每有借贷之患矣。”

入不敷出，立身存命成为漕军的首要难题。为继以为生，漕军们不惜盘剥百姓，以补钱财之缺。

根据《续文献通考》中叙述，运军苦于负贷，不得不在河道干涸时，守在闸关之处，等候运输砖钞的民用船经过，而后使其滞留，大行“揽头包揽，巧肆刻削”之事。屡禁屡破，禁而不止。

漕军上有官逼，囊空如洗；又受制于严律，雪上加霜。在长达数月的运饷途中，几将神思耗竭、磋磨殆尽。只得凌压庶民，撒诈捣虚，在夹缝中艰难觅得一息生机。

2、役多事繁，律苛罚重

风餐露宿，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命已悬危。运粮一途，残酷若斯。无数漕军不堪重负，选择弃船溃逃。

就此现象，《明会典》中有言描述：“其管运官员，不能抚恤，以致逃故者，从总兵官处治。有诈妄者，罪坐原勘官，仍依原数交粮。”

纵有严厉条文检束，仍有大批运军似困兽般孤注一掷。他们偷盗粮米，以粗劣沙土填充亏损之处，维持粮米充盈的假象。盗得漕粮后，将其快速折价贩卖。如遇无法遮掩的情况，漕军则胆大泼天地莽力凿沉船只，谎称是急流摧毁了舷木，使得粮饷流失入河，借此躲过惩处。

似此欺弊之事，已成漕运制度内的陈癣痼疾，屡见不鲜。而漕军谋生极难，频踩律法底线，皆为一利字也。

四、微民所冀唯存而已

1、灾多情险，毁堤淹城

《明史·食货典》有记：“黄河其流，合陜西山西诸水而始大，至河南始散漫泛溢，至山东势益峻急，冲决无常。”

正德四年，涨漫的洪水悍然冲垮了黄陵冈堤坝，将张家口等处的农田巷陌毁于一旦。闸关堤坝反复修筑，而天灾每岁愈甚，陷入耗财费力的恶性循环。

而河运须舟运至京，所用丁夫，俱为黎民。庶民困苦不堪，却必受其役。凡有怨言，当受鞭笞。人心向背，有苦难表。力有不逮，难撼强权。

2、新河屡开，累及旧利

据《明史·食货典》所载：“六年命官发丁夫数万，于昭阳湖东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凿新河，以避黄河冲塞之患。”

而通漕沿岸的商贾百姓，皆仰黄河为生。新河开掘，旨在将既有河道延展向他处，势必会分散该地原本的农耕与商贸重心。改河一事，从根基上波及了百姓的利益。于是“抗改”之潮势如急火，迅速燎燃黎民众生。

豪强参与其中，四下散播改凿的弊端。庶民多地起义，极力阻挠新开河道。富商贿买官吏，欲图以金定策，延续旧有，抵拒变革。

居无何，流言四起，民众多谤。新河开凿搁浅，漕运难上加难。

五、总结

朝廷集粮情急，粮需颇巨。漕运一事，贯穿了明代由盛至衰的百年岁月，盘根错节成亘久未宁的政策议题。

朝堂内，政势风起云涌，此方势殁，彼方势起。而漕运制度却飘摇难系，总随烟波，总逐浊流。

地方上，官吏消极怠工，敷衍塞责。视本省若千钧，弃旁地如鸿毛。各人驱利而行，贪财之风弥天。于是漕军凌民、豪强肆虐。

而洪水滔滔，不怜人苦，不恤政苛。轻则淹没农田，重则摧毁城郭。百姓如渺茫孤舟，凋敝穷困，难以为继。

众利益阶层为己盈利，仅思己需，不顾黔首之存亡，不虑千秋之社稷，克尽横征暴敛，屡屡敲骨吸髓。长此以往，势必大厦将倾、难挽颓局。

一事起，百事俱活。一事废，万事难兴。正因对海洋及海寇的畏惧，使水战之备疲软，使财支一度过费。海运终也似一夜辉煌，凋零于明末的极短史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