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10”，这道题如何做？

本文转自：人民法院报

助理递过来一件新分的二审案件，是保理合同纠纷。该案引起了我的注意。民法典正式施行后，保理合同纠纷作为一个新的案由独立出来。

保理公司参与个人医疗美容消费？这可与我理解中的保理相差甚远。带着疑问我继续往下看，用办案系统查询检索，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民法典刚刚施行几个月，虽然仅有3件案件上诉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但全市基层法院受理的保理合同案件已达1600余件，且大部分涉及美容消费合同中的保理。

我的直觉告诉我自己，这个案子绝对不简单。我继续查询，发现越来越多的不合理现象。在成都各基层法院受理的涉医疗美容保理合同纠纷中，保理公司、医疗机构和消费者均与本地无关，而是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将管辖权确定为本市相关基层法院，消费者大多是在校学生或者刚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以该案当事人为例，手术时刚满18周岁，缺乏生活经验和阅历，没有工作收入，她签约的背后，既有美容机构利用了女性对自己容貌的敏感和脆弱，迎合性地为其设定容貌的期待和满足，又有保理公司为了借贷而不顾其经济承受能力积极促成协议的签订。

接下来该怎么办？是按照证据表现形式，根据保理公司的格式合同，简单将其认定为普通保理合同纠纷处理？

不行，这种机械司法，就案办案的做法肯定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必须深挖下去。

我将案件背后发现的问题及初步思路向领导进行了汇报，他们对此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对这个案件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对金融领域不正常不规范现象予以规制和警示，通过办理一个案件达到整治化解一批纠纷的效果。

接下来，通过审判、研究、讨论，合议庭初步判断，本案中涉及的合同虽然名为保理合同，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合同目的与保理合同的根本要义完全不一致。保理合同旨在拓展企业融资渠道，盘活企业应收账款，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但该案中，保理公司承诺提供分期保理融资，为消费者创设超前消费信用后形成的超前消费应收账款模式，不仅实际参与到应收账款的形成，甚至对能否产生应收账款具有决定权。这种交易模式完全符合消费贷款的基本模式，也即消费者向贷款方提出贷款申请，贷款方对消费者的申请进行审核后，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因此，穿透性的审查后，这种“美容保理”就是一种变相的消费贷款模式。

为了把案件办得更扎实，成都金融法庭邀请了高校学者、专家、金融监管部门、保理行业协会代表等共同参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该案所反映出来的经营模式，就是“名为保理，实为消费贷”，只不过手段更为隐蔽。面对医疗美容产业急速扩张背后无序滋生的“伪保理”现象，人民法院应当拿出明确态度，通过否定性裁判，遏制商业保理中的变相吸存、借贷等非法营业行为，避免商业保理成为助长过度借贷与诱惑消费的不当工具，促使其回归融资工具本质。

最终，二审判决通过深挖“美容保理”本质，否定了这个案子的保理合同性质，明确该案是借新型金融服务之名行借贷之实。二审判决作出后，我和团队迅速梳理了该案所涉及的法律要点，借助庭务会、专业法官会议和全市法院改发案件分析会等多个平台，交流审判经验，统一裁判规则，对外则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宣示司法的明确态度。成都市两级法院受理的这类保理合同纠纷，从上一年的1900余件迅速下降至462件，且基本以撤诉结案。2023年以来，成都市两级法院受理的涉医疗美容保理合同纠纷案件更是下降到10件。

莫看江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只有拨开表面的迷雾，发现案件背后的本质，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裁判，彰显明白无误的司法态度，也才能真正做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这不仅需要一双“慧眼”，也需要更宽的视野、更强的责任心。减法就是加法，案件数量减了，社会治理就加强了。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法庭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