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海上气象观测站 父子两代人坚守

在距离天津港74海里的渤海埕北A平台上，有一个国家基本气象站，它是整个渤海唯一一个有人值守的海上平台气象观测站。自1988年建站至今，该站一直保持着一位气象人值守的惯例，气象观测员每天需要完成天气实况监测、气象数据传输、气象设备维护等规定任务，每隔28天轮换一次。

在他们的坚守下，保证了气象数据监测连续35年未曾间断，大家亲切地称它为“海上一人气象站”。

每一次登上观测台都称得上是铤而走险

渤海埕北A平台是中国海洋石油集团的一个海上石油采集平台，它位于渤海西部，距离陆地74海里，一般需乘船4.5小时到达。在茫茫无边的大海上，一个类似桥墩的建筑物竖在海上，它仿佛是从海底冒出来的一个“孤岛”，与浩瀚的大海相比显得格外渺小，它就是A平台。

在A平台上，气象观测台高于海上平台10余米，距离海面40米，上边架设着气象观测仪器，观测员需要攀爬扶梯才能上去。观测台上没有任何遮挡物，狂风吹来，随时可能将人掀落到大海里。在恶劣的天气下，每一次登上观测台都称得上是铤而走险。

以前，每天8点、14点和20点是海上定时观测时间，其余时间要随着天气的变换随时观测。一旦遇到大风、强降雨等突发天气，观测者就像上了弦一样，每半小时就要收集一次数据，并在三分钟内向陆地发发报。如今，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数据都可以通过4G网络自动发布，人工观测主要是云、能见度和天气现象，观测员的负担大大减轻。虽然按照规定，当海上风力达到7级以上时，为了保护观测员的安全，可以不上平台，所有数据按照缺报处理，但30多年来，A平台留存的数据里从来没有缺报过。

父亲成为第一代上平台的气象人

1982年，杨永顺刚刚过完24岁生日，便有了第一次出海气象观测体验。六年后，渤海埕北A平台建造完毕，杨永顺、杨树林成为第一批登上这个平台的气象人。他们轮番值守，守候这个海上气象站。

登上平台的路程是第一项考验。从塘沽码头到A平台，拖轮是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乘坐拖轮最大的感受便是——颠簸。拖轮一离岸，颠簸便开始了，初次出海的人根本受不了那种颠簸，船行一路呕吐一路，颠簸近5个小时后，拖轮才能靠近平台。

“挂灯笼”是第二项考验。欲登平台的人都需抓住吊笼（锥形牵引设备），从拖轮被吊至平台上。如果说坐拖轮是生理考验，“挂灯笼”无疑是心理考验了。

人悬在半空中，往下看就是浩瀚的大海，往上看是湛蓝的天空，往远看便是海天相连的天际线，眼前的把手和自己的生命紧紧连在了一起。“刚开始也害怕，但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不仅习惯了，还找到了经验，在船似到非到的那个瞬间，才是抓住吊笼把手的最好时机。”杨永顺说。

登上平台后，艰苦的值班环境是第三项考验。值班室用铁皮建成，只有5平方米，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是常态。吃与喝是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最大困难。赶上恶劣天气，补给船停航，平台上的人就要面临“弹尽粮绝”的窘况，米饭拌着酱油就是一餐饱饭；到了冬天淡水箱冻成了一个冰疙瘩，他们就得钻进水箱，凿冰取水。那取水的场景和拌饭的味道一直深深地留在杨永顺的脑海里。好在，如今的海上平台条件已大大改善。

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的定时观测、发报、制作报表是值班员的日常工作，同时，对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也是他们的职责。

当遇到风暴潮天气，海上观测台就要担起前沿岗哨的责任。气象观测台高于海上平台十余米，距离海面40米，上边架设着气象观测仪器，需要攀爬扶梯才能上去。观测台上没有遮挡物，在恶劣的天气下，每一次登上观测台都称得上是铤而走险。海上观测员说：“做气象工作要讲求时效性，当观测到天气形势后，必须在三分钟之内向陆地发报，早一分钟发报就可以早一分钟做好应急准备，挽回更多不必要的损失。”当要进行观测或维修设备时，穿着救生衣、腰系保险绳的观测员顶着强风登上平台的最高处，如刀的冷风不断扑向他，他时不时微微低头小口呼吸，被冻得略显僵硬的手正尽可能快地操作或维修着设备。

虽然按照规定，当海上风力达到7级以上时，为了保护观测员的安全，可以不上平台，所有数据按照缺报处理。但30年来，A平台留存的数据里从来没有缺报过。海上观测员说这是一种坚持：“缺报虽然是正常现象，但对于气象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遗憾。这种遗憾是心理上难以承受的。”

儿子接班两代相传

2004年，作为渤海海面上唯一有人工职守的气象观测站，见证了时代的交替，使命的传承。

这一年，杨树林圆满完成出海生涯，接替他的年轻人叫杨文杰，他是杨树林的儿子。杨文杰接到奔赴海上平台的调令时，曾一度犹豫，因为当时他的儿子刚出生40天。

“永远要保证平台上有人，遇到突发状况海面上没人怎么行？”父亲说道。

“可是家里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不能在您和妻儿身边照顾，是放心不下你们。”儿子说道。

“家里的事交给我们，你就放心驻站！”父亲坚持道。

父子间经过一番沟通后，杨文杰最终还是选择登上了前往A平台的拖轮。

因为特殊原因，杨文杰第一次上平台足足待了42天，比起常规的28天班期多出了14天。没有电视，手机没有信号，一本书来来回回地翻着，不知道家中妻儿如何，他焦虑的心情也很难用言语形容。

杨文杰在海上受煎熬，家里人也尝到了亲人失联的苦味。原本28天就该回来了，怎么一直没见到人影？电话打不通，人也不知道在哪里，也同样担心他的安慰。最终，家人联系单位，再通过单位呼叫平台，借助微弱的信号，短短互相报了一声平安。

如今，杨文杰已在海上驻守14年，儿子已经读高中了。“儿子跟爷爷奶奶亲、跟妈妈亲，跟我一点儿都不热乎。”说到这里，杨文杰有些落寞，“孩子小的时候，刚和我熟悉了，我就要回海上工作；等我从海上回来，跟孩子又要重新认识。”

值守平台14年，杨文杰在平台上过了8个春节。当新年零点的钟声敲响时，他只能默默坚守在平台上，周围是浩瀚的大海，丝毫感受不到过节的喜庆氛围。但杨文杰始终铭记着师傅杨永顺以及父亲杨树林对他的教导：“现在的气象科技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地方仍旧离不开人。因此更需要像你这样有文化、能吃苦的年轻人顶上去，你监测到的每一个数据都和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即便工作总是伴随着思念，杨文杰仍将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继续坚守着这座海上气象观测站。（工人日报客户端记者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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