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兵仗局与火药局都是干吗的

将火器制造厂与火器制品、火药原料存储的仓库放在哪里，对于大明君臣而言，是颇下过一番心思的。

按照《明史》的记载，明初时候，各种武器（不光是火器）的设计与制作方法都严禁泄密。而制造与存储火器的机构，绝对不允许设置在北京的城墙以外。

至明嘉靖年间，尽管在内城南侧又修筑起一道外城，但包括王恭厂、盔甲厂在内制作存储火器及燃料的机构依然没有移出内城。但“火药库”毕竟极具危险性，一旦发生爆炸便会造成严重损失，对于这点，朝廷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于是，制作与存储火器及燃料的地点，便有了本文介绍的奇特布局。

兵仗局与火药局都是干吗的？

兵仗局，明正统二年（1437）设置，设掌印太监一员，掌造刀枪、刺戟、鞭斧、盔甲、弓矢各样神器。在这些武器中，火器并不占很大比重。兵仗局为皇帝身边的二十二卫（包括锦衣卫在内）提供随身携带或方便携带的各种武器。这些武器的更换速度相当快，大概每三年更换一次。当然，武器的性能不会更新得这样快，甚至几十年不做更新。兵仗局所做的武器由工部统一备料。

正是由于兵仗局服务的对象基本在皇城范围内，其中一部分又在紫禁城（宫城）之中，所以其机构设置就在紫禁城外不远的地方——而今北长街路西兴隆寺一带。兴隆寺是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才出现的，其前身是兵仗局的佛堂。

明清时期，紫禁城与皇城之间还有一道小禁垣。等于在北京的内城中，实际存在着四道颇具规模的城垣：内城城垣、皇城城垣、小禁垣和紫禁城城垣。

紫禁城的城垣内，是绝对不可能出现武器制作与存储场所的。而小禁垣紧贴着紫禁城外的护城河（也就是筒子河），它与紫禁城之间的空间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两道防火墙的存在，将皇城的火器制造与存储放置于此，多少会安全一些。于是，在距离小禁垣外侧最近的地方，便出现了制作或存储少量火器的兵仗局。

与兵仗局衙署东侧隔街（如今的北长街）相望的，是秉笔太监的值房。兵仗局南侧，则另有太监管辖的西值房。这两侧的值房都由皇帝信任的太监值班。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随时监督兵仗局的兵器制造与存储；二是发生意外事故可及时处理。另在兵仗局内设置佛堂，意在求神祇庇佑。

尽管防范措施周密，但距离紫禁城这般近，还是让人不放心。于是，朝廷便将兵仗局下属的火药局安置在皇城的东北角上，这是皇城内距离紫禁城直线距离最远的地方。

火药局，又名花炮局，是从属于内官监的十个皇家作坊之一，其主要职责是制造、存储包括火药制品在内的军械。这是明皇城内规模最大的一处危险品制造与存储机构。

除了火药的制造与存储，火药原料的存储也在皇城之内。据《明史》记载，制造黑火药的原料：硫黄与硝石，就储藏在皇城内的广积库中（西什库中的一“库”）。据明人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广积库，职掌净盆烟硝硫黄。盔甲厂等处制成火药，凡京营春秋操演皆取讫于此。

把火药原料与制品放在皇城内，终归让人心里没底，但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以前，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火药库爆炸事件。然崇祯二年（1630）、三年（1631），火药局连续发生了两次火灾。由于有皇城北城垣的阻挡，灾难没有殃及民众。但崇祯帝害怕了，遂决定将火药局搬到皇城之外的西单十字路口去。这是后话。

盔甲厂的爆炸与王恭厂大爆炸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保卫皇家安全的兵仗局需要放置在皇城之内，保卫京师及明帝国安全的火器局则被安排在北京内城里。火器局名义上不归太监机构管理，如王恭厂隶属于工部，盔甲厂则隶属于兵部。但皇帝心里不踏实，要将这两个厂的管理权收归于己，由比较信任的宫中太监来管理。

王恭厂设置在内城西南隅，设掌厂太监一员。盔甲厂即鞍辔局，设置在内城东南隅，也有掌厂太监一员。除此之外，在靠近内城北城垣的安定门内东绦胡同，也设置了枪局，存储一些军器、火药等，但火药制品的数量远不及前二者。

在明帝国君臣的眼里，被挡在三道防火墙之外的王恭厂、盔甲厂即便发生火灾爆炸，也不会对紫禁城造成大的影响。既然对君主的危害不大，对于民众的危害是不是也不会太大呢？

对民众的危害程度，是与王恭厂、盔甲厂所处位置密切相关的。在明代的各种史料（正史或野史）中，对两厂是否建在民众居住区的说法不一。

先来看看规模较大的盔甲厂。它的东侧为泡子河，原本是元代通惠河的一部分。明永乐年间修筑内城城垣时，将河道圈入城内，以致畅行不通。但这一带的水面依然，并且成为内城东南隅的风景胜地。河畔有吕公堂、玉皇阁等一系列庙宇宫观。由于风景极佳，此地也吸引了一批豪富之人在河畔修建私人园林。待经常爆炸的盔甲厂于崇祯七年（1634）又一次发生爆炸时，制造火药的石碾子竟然被抛到了河畔的城墙底下。这多少告诉了我们，盔甲厂附近的大部分区域，在明代还不是民众的居住区。

盔甲厂是专营铳炮、弓矢、火药之类的兵工厂。按照明刘若愚《酌中志》中的说法，凡于工部领银一万两，则此厂六千，王恭厂四千，分头制作兵器。但王恭厂所拿到的四千两白银绝大部分用于制造火器，而盔甲厂的六千两白银则要拿来生产各种类型的武器，所以，盔甲厂的规模虽大（贴厂佥书数十员，辖匠头九十名、小匠若干人），但用以制作火器的工匠要比规模略小的王恭厂（贴厂佥书十余员，辖匠头六十名、小匠若干名）少很多。明遗民史玄在《旧京遗事》中说道：“京师诸火药局，以王恭厂为大”，便印证了这一点。清初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也提到：“凡京营火器所用铅子、火药，系工部王恭厂等予造，以备京营领用。”

既然盔甲厂的主营业务并不是火器，它所发生的爆炸事故也应比王恭厂轻许多。从现有的史料看来，盔甲厂所发生的最严重事故出现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九月。丙申时（下午15至17点）忽响一声，烟如灵芝，烧死京营领总等官九员、军，人六十三名，重伤者二十一名，毁房屋若干间。另据礼科萧近高的说法，此次盔甲厂爆炸，烧死不下数百人。这样的灾害程度，对于“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尽为齑粉的王恭厂大爆炸而言，确实是小巫见大巫。而且，盔甲厂大爆炸中，死难最多的，还是厂内的管理者与工作人员。所以选择将盔甲厂设在人烟较为稀少的内城东南隅，已经是朝廷相对稳妥的举措了。

王恭厂范围内，民众居住情况如何？

再来说说王恭厂。依照明代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描述：“宣武门里，顺城墙往西，过象房桥，安仁草场，至都城西南角……铸锅厂(王恭厂)。”这一路下来，能见到的都是些地广人稀的所在。

按照《天变邸抄》划出的范围：“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大爆炸的重灾区面积很大，顺城门大街，即如今的宣武门内大街；刑部街，即如今的西长安街。由于王恭厂地处内城西南一隅，所以西侧、南侧的界限为内城的西城垣南端与南城垣西端。在这片范围内，民众居住的情况如何呢？

不妨把王恭厂重灾区划分成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以闹市口中街、南街（南北向）和佟麟阁路（南北向）为分界。由于明代留下的资料很不完整。这里且用1990年代《北京西城区地名志》中的胡同街巷分布及名称，作为划分依据。

第一个区域，是闹市口中、南街以西至内城的西城垣，西长安街以南，至内城的南城垣。如今第一区域的北片，自西向东依次是西嘉祥胡同（南北向）、东嘉祥胡同、库资胡同、保安胡同。中片，自西向东依次是宗帽头条至四条；笔管胡同；西铁匠胡同、前后百户胡同、寿逾百胡同。南片，自西向东依次是太平湖东里、西太平街、前老菜街、葵花胡同、月台胡同。这些地方人烟都不多。

第二区域，即王恭厂的核心地区。北片与中片自北及南依次为察院胡同、文昌胡同、文华胡同、新文化街。察院胡同是明代巡关察院的官署衙门所在地，清代更名察院胡同。新文化街乃是明代石驸马大街。这里至少矗立着一片明代的驸马府，只是所在路段的具体位置不详。根据《天变邸抄》中的记载：“石驸马街五千斤大石狮子飞出顺城门外。”也就是从而今的新文化街飞到宣武门外，这是夸张？抑或真实？但石驸马府的大门，一定距离王恭厂爆炸地点很近。

第二区域南片，自西向东依次为圆宏胡同、铜光胡同、西智义胡同、天仙胡同、东智义胡同；东太平街、永宁胡同、光彩胡同、石灯胡同、温家街、承恩胡同。

圆宏胡同是王恭厂的西界。在明代《天变邸抄》中提及一件怪事：王恭厂大爆炸时，圆宏寺街有女轿经过。“一响掀去轿顶，女人衣饰尽去，赤体在轿竟亦无恙。”有明一代，能够乘坐轿子出门的女性，一般不会去串门，顶多进庙上香。《天变邸抄》中还曾提到：“宣府新推总兵拜客行至圆宏寺街，一响，连人和马同长班共七人并无踪影。”总兵去拜客，一般是去官署衙门，或与圆宏寺街居民无干。

第三区域，北片与中片自北及南依次是西单手帕胡同、东铁匠胡同、教育街、参政胡同、新文化街。手帕胡同，这一片只有新文化街东段或有一些民居。南片，自北及南依次是受水河胡同、头发胡同、振兴巷、众益胡同、抄手胡同、小市胡同、新华社区域。受水河胡同，是与东西太平街串联在一起的河道。至少于清初以前，两侧没有太多民居。新华社区域，在明代中期以后是象房所在。按照《天变邸抄》的说法：“象房倾圮，象俱逸出。”明人叶绍袁在《启祯记闻录》中也说道：“象房崩倒，象出发狂。”明人金日升在《颂天胪笔》里说得更细致些：“王恭厂旧置火药发，惊象。象狂走，民人遭践踏死者又无算。”

王恭厂大爆炸所造成的重灾区在哪儿？

最后，再来说说作为分界线的闹市口中街、南街与佟麟阁路。

闹市口原本是金中都崇智门外的官道，并不在金中都的城域之内。进入元代，这里也不在元大都的城域内。明初的时候，由于内城南城垣向南推移，才将这片区域划入城内，但当地住户似乎有限。在闹市口中街南端与新文化街交汇处，明中叶之后出现民众自发形成的集市，热闹非凡。慢慢地，这里形成了一批临街的店铺，与集市交相呼应，所以被称作“闹市口”。而闹市口南街，明代被称作圆洪寺街，此名源自街巷路东有座圆洪寺。

佟麟阁路，原名沟沿大街。上溯元代，这里是一条纵穿西半城的河道。明代称作河漕，也叫做“大明濠”。到了1920年代，因河道淤塞、垃圾污物成堆，进而盖板改作暗渠。

从王恭厂大爆炸重灾区的胡同街巷名称判断，这一带于明朝时整个区域北侧或有成片的居民住宅，然越往南走，民居越少。占地颇大的象房以及一些寺庙宫观等倒是散落于此。

在这样的区域内，矗立着一座兵工厂（王恭厂）似乎并无不妥。尤其是宣德二年（1427）王恭厂初创之时，并非是以制造火器为主，那时候，内城西南隅的官署机构与民居数量或许更少。到了王恭厂大爆炸时，因地价低廉而迁移到此的居民人数已然不少。根据《明熹宗实录》的说法：“上命西城御史李灿然查报，据奏:‘塌房一万九百三十余间，压死男妇五百三十七名口’”。清人宋起凤在《稗说》中也说：“王公(恭)厂药局崩。时亭午，近厂居民庐舍毁数万间，男妇老幼及头畜震死千余。”而房倒屋塌的区域，或以前述第一、二、三区域的北片、中片为主。

在明人朱长祚所著《玉镜新谭》中，另给出了一个爆炸重灾区的范围：“倒塌房屋，平地方圆有六七里。东至萧家桥，西至平子门(阜成门)、城隍庙。南自顺城门，摇动城墙戍楼，掣起砖瓦半天，复从空中飞如雨点打下，压死男女老幼有万人，驴马尽行伤死。”“其工部衙门至石驸马(街)一带四五条胡同，官员死伤者难以记数。”

这一说法，也出现在明人高汝轼所辑《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录》中：“五月初六日，京师平子门至顺城门石驸马街等处六七里，辰牌时分忽天地昏黑，走石飞问其初发，旋风一道内有火光，致满厂药坛尽发，内伙三十五人烧死，火药数万斤俱尽。震倒民房一万九百余间，人民压死者五万七千余人，被砖石伏掩者又不计其数。”

若按此说法，王恭厂大爆炸所造成的重灾区应该更往北。朱长祚所说的“萧家桥”，根据清代《乾隆京城全图》上的位置标注，大体在南沟沿（今佟麟阁胡同）与石驸马大街（新文化街）交汇处，此地紧邻王恭厂。而“平子门”则与王恭厂的距离甚远。介于两地之间的，是“城隍庙”，也就是都城隍庙（北京的城隍庙有多处，但这里所提及的，只能是都城隍庙）。

“工部衙门”，或是“刑部衙门”的笔误。因为此二者与王恭厂的距离相差过大。工部衙门位于今东交民巷地区，而刑部衙门则在西长安街附近。

平子门东南，包括都城隍庙在内的区域属于明代人口比较稠密的金城坊。金城坊东北方向是人口同样稠密的咸宜坊。而金城坊的东南、西南方向，则是人口相对少一些（区划范围大一些）的阜财坊。明代坊的区划，或如同目前的街道办事处，只是管理方式大相径庭。

不过，这样的说法毕竟没有充足佐证。如果重灾区已波及金城、咸宜两坊，那么伤亡人数还会大幅度增加。

面对突如其来的兵工厂大爆炸，朝廷采取了什么措施？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大爆炸，天启朝君臣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兵工厂、火药库搬家。

据《明熹宗实录》所说：“(天启六年五月初九日)圣瑜兵、工二部:‘王恭厂局房屋一节，尔工部职掌所关，速宜修理。况此神器、钱粮岂可久容暴露，但工程烦费，俟非旬日可竣，即先修墙垣亦非久远之计。兹查得西城日忠坊地方设有御马监外西新厂房三所，共计二百余间，其中甚为宽阔，即便改为安民厂。尔兵部即传京营总协督率三大营官军轮派三千员名，速往王恭厂搬运神器、钱粮等件，运赴安民厂贮收。事毕之日，即以王恭厂土渣仍将低洼之处填垫平实，其木植、砖瓦、石料各安集原处，听从别用’。”从王恭厂发生大爆炸，到天启帝下旨搬家，中间只隔了三天时间。

新的兵工厂所在地，是昔日的御马监外西新厂。此地曾用来养马，足见空地甚多，居民很少。

进入清代之后，于安民厂的区域内才形成了铁狮子巷、西直门北顺城街、阔带胡同、玉芙胡同等大片居民区。明代安民厂范围的最东端，是出现时间略早的桦皮厂，这就是官方控制的手工业作坊。

而安民厂的西北两侧，都紧靠着内城的西城垣与北城垣。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安民厂也发生了一次颇有影响的大爆炸，“坏城垣，伤万余人”。这些伤者（其中必有一部分死者）究竟是被城垣的砖石砸到，还是因爆炸本身所伤，目前已无法判定。但因安民厂偏居一隅，造成的损失毕竟要小于王恭厂爆炸。由此可见，无论是盔甲厂、王恭厂，还是后来的安民厂，其选址已属当时建造兵工厂的最稳妥地点了。

崇祯四年（1631），朝廷在西单十字街口西南角设立了新火药局。这或许是头一次在人口稠密地区设置的火药局，而且还是在制作与存储火药制品的地点屡屡发生爆炸的背景下。

崇祯帝批准在此建造火药局的初衷，或许就是为应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至于京城百姓的死活，他也顾及不了了。果不其然，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初五，“新火药局灾，伤人甚众”。“新厂灾，毙七百余人。”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初二，新火药局又发生爆炸，“新造局火药处复响一声，损人命房屋甚多。”幸亏火药局内存储的火药制品数量不大，不然会造成无法想象的灾难。由此看来，在火药局的选址方面，崇祯帝或比他的前辈们刚愎自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