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中的儿童

巴以冲突中的儿童

据新华社报道，联合国安理会于11月15日通过了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首个相关决议，呼吁在整个加沙地带实行紧急人道主义暂停、建立人道主义走廊。其中，决议要求各方恪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关于保护平民，特别是保护儿童的条款。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23日，加沙地带，受伤的儿童被送去医院治疗。

自此轮冲突爆发，其中的儿童伤亡问题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动突袭，造成1400人死亡，劫持人质超过200名，其中包括32名儿童。11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表示，加沙地带正在成为“儿童的坟场”。当地时间11月12日晚，半岛电视台、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哈马斯媒体办公室消息报道，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已有11180人死亡，其中包括4609名儿童。13日，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由于希法医院遭到封锁，已有6名早产儿和9名住院患者因无法得到及时的护理和治疗而死亡……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14日，加沙希法医院，医护人员用鼻胃管给新生儿进食。（视频截图）

儿童和病弱者为何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纽约客》日前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析了此轮冲突中的人质危机以及战争中儿童和弱者如何被利用。

作者Steve Coll首先回顾了1985年发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阿基莱·劳伦号（Achille Lauro）游轮上的里昂·克林格霍芬（Leon Klinghoffer）被杀事件。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一个派别的四名恐怖分子劫持了船长，控制了乘客，宣称除非以色列在当天下午三点前释放50名巴勒斯坦囚犯，否则将开始处决人质。期限过后，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劫持者杀害了69岁、因中风而坐轮椅的美国犹太人克林格霍芬。恐怖分子头目优素福·莫尔基（Youssef Majed Molqi）被俘后受审时说：“我之所以选择克林格霍芬，一个残疾人，是因为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们不会对任何人仁慈，就像美国武装以色列，却不会考虑以色列杀害了我们的妇女儿童。”

文章进而指出，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的人质危机是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常见于中东地区的人质奇观的重现，“一场无辜者的命运被公共叙事所胁迫的戏剧”。研究恐怖主义历史的乔治城大学教授Bruce Hoffman指出，不同于自杀式爆炸和军事袭击，劫持人质是“一种在人质的命运被决定前都会被新闻报道的恐怖袭击”，因而抓捕最脆弱的平民——“婴儿、幼童、老人、弱者”等营救紧迫性更高的受害者——可以增加武装分子的筹码。同理，在如今这个充斥着社交媒体的世界，我们已经习惯了战争和其他人道主义危机中儿童受难的形象，这些图像被用来让那些原本可能被无视或者合理化的事件变得鲜活和无法忽视。除了儿童，哈马斯10月7日抓捕的人质中还包括至少7名八旬老人。冲突开始后，在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也破碎了：为继续治疗病人而拒绝撤离加沙北部的肾病医生Hammam Alloh死于以色列空袭；出生在贾巴利亚难民营现年68岁的医生Izzeldin Abuelaish在以色列空袭中失去了25位亲人；53岁的半岛电视台记者Wael Dahdouh在妻子、儿子、女儿、孙子都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后仍在报道这场战争。在卡塔尔，外交官和情报人员正在为释放人质进行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Jake Sullivan在电视节目上所说的“积极谈判”。

该文结尾写到，克林格霍芬被杀事件被作曲家John Adams和剧作家Alice Goodman写成了歌剧《克林格霍芬之死》，于1991年首演后争议不断，部分原因是创作者为了还原阿基莱·劳伦号劫持事件的历史语境，提供了巴勒斯坦人被剥夺财产的背景故事，还让劫持者唱出自己的观点。在作者看来，将一起从一开始就以操纵公众观感的谋杀案改编成艺术作品或许本身就不可行，然而在克林格霍芬的尸体和轮椅坠入大海的震撼中，以及哈马斯不断发布的视频中的俘虏们的面孔上，大多数人也会看到政治历史的缩影背后，还有着不必要的人类苦难以及苦难背后的罪行。

除了直接被绑架、杀害的儿童，加沙地带其他儿童和青少年也不得不面临战争带来的创伤。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网站发布的一篇文章指出，相比于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可能在加沙地区传播的传染病，一些研究者更加担心幸存的儿童会留下终生的心理创伤。研究者发现，长期种族政治暴力造成的累积创伤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发展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影响他们成年后的心理功能和世界观。研究表明，如果没有机会恢复，即使是看似对周围的暴力已经不再敏感的青少年也会留下很深的创伤。而早在这场冲突之前，加沙的儿童就已经在和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抗争了。多年来，许多研究都记录了加沙青少年精神和行为健康问题的异常高发率，这些青少年占加沙人口的近一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体验过不被暴力和冲突威胁的生活。

加沙，巴以冲突持续，一名儿童坐在房屋废墟前。

Iman Farajallah在加沙长大，亲历了两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和其后与以色列的战争，童年受到创伤的她现在是一名生活在美国的心理学家，在旧金山一所社区医院服务难民儿童。近几年她回到加沙，和当地儿童及其家人谈话，记录暴力如何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她看到很多儿童都有身体创伤的症状，他们中很多人都曾经被炸弹炸伤，有的身体里有弹片，有的肢体残缺，有的失去了视力。同时她在加沙儿童身上发现了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健康症状，例如“害怕黑暗、紧张、闪回、噩梦、回避他人、睡眠障碍和创伤回忆”。

许多其他研究也记录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儿童情绪低落和精神疾病的高发。2011年的一项研究综述显示巴勒斯坦儿童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比例很高，各项研究的估计数字从23%到70%不等。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在2021年的上一次冲突之前，加沙每三名儿童中就有一名需要治疗与冲突有关的创伤。非营利组织“拯救儿童”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采访了加沙近500名儿童和160名家长，发现80%的儿童表现出情绪低落的症状。其中约一半的儿童报告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五分之三有自我伤害行为，五分之四的儿童报告称他们生活在抑郁、悲伤和恐惧之中。

此外，一系列多年追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儿童的跨国研究显示，暴露在高度的种族和政治暴力下不仅会损害儿童的心理健康，还会使一些儿童变得对他人更具攻击性。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Eric Dubow从2007年开始参与了一项对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数百名儿童的跟踪调查。这个由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检视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暴力暴露的情况，从家庭成员、朋友和熟人死亡，到看到有人被扣为人质、遭受酷刑或虐待，再到目睹建筑物、公共汽车或财产被毁。Dubow指出，尽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儿童都面临着相对较高程度的暴力，但在所有指标中巴勒斯坦儿童所面临的暴力程度都明显高于以色列儿童。例如55%的巴勒斯坦儿童称自己至少有一位朋友或熟人死于政治或军事暴力，13%的以色列犹太儿童和3%的以色列阿拉伯儿童有过同样的经历；43%的巴勒斯坦儿童曾目睹他人被以色列扣作人质或遭受酷刑或虐待，14%的以色列犹太儿童曾目睹此类暴力。

Dubow和他的同事还发现，严重的种族政治暴力也增加了社区的暴力程度，以及对儿童来说影响更大的家庭暴力。儿童在周围广泛社会环境中看到的暴力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现更高水平的创伤后应激反应，这会使青少年精神衰弱，“他们对世界的感受被打破，在家中没有安全感，在和他人的关系中没有安全感。他们时刻处在防卫状态”。

Dubow所在的研究小组还发现，在所有的年龄组中，更多暴露在种族政治暴力下都与儿童更多的攻击行为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攻击呈现从推搡其他孩子发展到支持暴力政治示威的趋势。他们在一项事件中让孩子们看一段暴力视频，同时通过实验仪器观察他们的情绪反应。一些儿童在观看视频后出汗并感到焦虑，也就是表现出创伤后应激症状，另一些儿童则没有被视频中的暴力激发，他们麻木了，而一旦对暴力感到麻木，就更易于接受暴力是应对社会状况的标准方式。

此轮冲突会让情况进一步恶化。Dubow的同事认为，加沙儿童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安全，要确保他们暖和、吃饱和身体安全，在此基础上，他们才能接受心理治疗，从而将最近几周的经历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降到最低。但Farajallah认为，仅靠心理治疗无法治愈加沙的儿童，孩子们会问“如果另一场战争爆发了呢？你能保护我吗？你能保护我的父母吗”，她的回答只能是“不，我们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