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给杨广翻案，但是二世而亡的隋和秦的终结原因确实不太一样

隋大业十四年（618），隋军发动兵变，在江都的行宫里杀死了皇帝杨广。

自此，隋，这个结束了近三百年乱世，成为了继首次统一中国的秦之后，再次二世而亡的大一统王朝。

在许多人眼中，秦与隋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长期乱世的终结者，都是新制度的开创者。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分封，行郡县，隋文帝灭南陈后，推科举，兴寒门。秦亡后，汉承秦制开创治世，隋亡后，大唐承袭隋制步入巅峰。

这些相似之处，不免会让人产生这样一个想法：长久乱世后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必然是短命的，秦与隋的二世而亡均是不可避免的。

但当我们透过这些表面现象，看到秦隋两朝灭亡原因的本质时，则会发现，隋亡的只是杨氏的帝位，王朝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并没有出现改变，炀帝死后，隋朝的土地上，甚至同时出现了数个打着大隋旗号的军阀。

而秦亡则是亡的彻底，其权力体系几乎被撕成了碎片。咸阳城破后，秦朝的旗帜只能随着阿房宫的大火化为灰烬。

但秦末起义与隋末起义是不同的，

秦末大起义虽然始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民，最后摘得权利果实也是平民王朝汉，可灭秦主力依然是关东六国贵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王政26年（前221年），横绝天下的秦军荡灭六国结束了近四百年的乱世。

统一后部秦朝在全国范围内废分封、行郡县，然而，此时的分封制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依然活在曾经因分封而受益的关东士族心中。

为了恢复自己的权利，关东士族从未忘记要恢复自己的王国，这不可避免的站在了秦朝的对立面。

春秋战国时期，灭国时常发生，但复国之事也并非笑谈。当战胜国英明强干的君主离世后，被灭国的遗民就会想尽办法趁机复国。

只是由于被灭国的力量往往小于战胜国，所以复国之事十分艰难。

可当被灭国的力量强于战胜国时，复国之势就绝非空谈了。

周赧王31年，燕国纠集秦赵魏韩进攻齐国，打的齐国仅剩莒和、即墨两城。

但当列国军队都撤走后，弱小的燕国根本无力压制齐地，最终被齐人轰回了老家。

而秦朝建立后，妄图复国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遗民，其能够凝结的力量则要更加强大。

六国未灭时，信陵君窃符救赵，秦王其倾国之兵方能灭楚等事件已经证明，只要六国完全合力，纵是秦人再勇猛也难以招架。

不过当时列国之间犬牙交错，互有恩怨，始终无法做到合力抗秦，这才给了秦人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机会。

但到了秦朝建立后，情况则出现了变化。

在秦人灭国之仇的号召下，六国间曾经的恩怨早已烟消云散，现在他们共同的敌人只有秦，因为只有灭掉秦，他们才能收回曾经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的内乱是无解的，不管皇位上的是胡亥还是扶苏，不管秦政仁不仁、暴不暴，这场大起义都必然要发生。

但隋朝就完全不同了。

隋文帝的统一尽管也是建立在长期的乱世上，但隋之前的分裂显然没有春秋战国那么碎。

隋文帝篡夺北周江山前，北周已经消灭北齐，统一了北方。

尽管灭国之恨也有，但随着李德林、薛道衡等山东士族不断筑巢大隋，北齐高氏那微弱的亡国之恨根本就没人在意了。

而当南陈被隋文帝一举荡平后，甚至如南陈内部控制岭南的冼夫人，在听闻隋军攻破建康后，便立刻献土入隋，丝毫没有要复兴南朝的意思，尽管他们的权力始终被关陇士族压制，却能人前显贵，封疆一方。

此外，隋文帝开皇年间适逢盛世，百姓安居乐业，丝毫看不出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苗头。

所以隋朝建立后，只要皇帝不作，隋朝大概率是能延续下去的，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不过隋朝偏偏就遇上了一心要成就大业的大业皇帝杨广。

隋炀帝杨广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皇帝能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废掉开皇之治那样的盛世，在他之后也没有。

开皇之治，仁寿四年（604）杨广接替自己的父亲杨坚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大业继位。

当年，隋炀帝便征伐山西，河南数十万农民，开掘长堑以抵御突厥袭扰，次年又下诏营建东都，每月征召徭役200万人。

大业元年（605）至大业六年（610）先后征兆三百万农民、士兵开挖运河（608）。

大业三年（607）和大业四年（608）又征兆一百二十万农民修建榆林长城，短短数年，隋炀帝征发役近千万。

而当时全国的人口是四千六百万人，而当时全国的人口是4600万，若男子占一半，是2300万，除去老弱病残也不过1000万人。

成年男子不足以服役，就由妇女充当。无休止的劳役和兵役，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劳动力所剩无几，土地荒芜，百姓无以为生，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可即便如此，隋炀帝却还是心心念念自己的大业。大业七年，隋炀帝下旨征召天下兵马东征高句丽，结果隋军连续三次远征，一败再败，最终激起了隋末大起义。

隋末大起义虽然是出身贵族的李渊笑到了最后，但搞垮隋朝的却是农民军，如窦建德、翟让、杜伏威等农民军势力，本身就是世代务农的农民。而正是这些农民击垮了隋炀帝谋求大业的信心。

大业九年，隋军曾一度压制农民军，取得战场优势，兵败的农民军被大量处死，但残酷的手段非但没有取得积极效果，还导致更多的地方出现了农民起义。

最终，隋军顾此失彼，无力再去镇压农民军。

正所谓：「所在蜂起，官军不能讨」，但是，（所有）官军真的不能讨吗？显然不是的。

秦末时，秦朝为了镇压关东诸侯，除了岭南的赵佗外，几乎调动了所有能调动的军队。但曾经却匈奴600里的大秦王室，却碰上了破釜沉舟的项羽。

巨鹿一战，楚军杀苏角，虏王离，败章邯。

大秦已经投入了所有的力量，却仍然无法挽回局势，以至于刘邦取武官道入咸阳时，秦廷竟无兵可用。

可隋朝末年则大不相同。

隋朝末年则大不相同，就在隋朝灭亡前夕，关中基本盘尚称稳固，晋阳隋军实力雄厚，如果能够团结这部分力量，那隋炀帝依然大势可为。

但此时的隋炀帝却已经调不动这些隋朝内部的实力派了。

宋熙宁三年(1071年)，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枢密使文彦博上书宋神宗称：「祖宗之法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宋神宗对此大为不悦，反问文彦博：「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不服气的文彦博接着说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文彦博的这句话放在今天听着的确无耻，但放在古代，则是数千年的政治常态。

古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皇帝再英明，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其一切大政方针，都必须要通过士大夫阶层向下执行。

尽管最高生杀大权握在皇帝手中，但从本质上讲，皇帝的权力来源，是文臣武将的集体效忠。

皇帝之所以是皇帝，是因为皇帝本人是权力掌控者们的最大公约数。

所以皇帝要想坐稳皇位，首先就要稳住自己手底下的文臣武将，利用他们所掌控的权力掌控天下。

反过来说，旦皇帝背弃了所有臣子的利益，那别说掌控天下，就是皇位都将难以保全。

而隋炀帝就是那个背弃了臣子利益，最终被抛弃的皇帝。

西魏北周、隋以及唐朝前期的统治集团，都奉行关陇本位政策，即重用关中和陇西士族。

隋文帝杨坚本是北周大臣，其父杨忠是西魏府十二大将军之一，关陇军事集团重要成员。

隋文帝在北周宣帝暴崩后取得辅政地位，进而取代北周建立隋朝。隋文帝虽然也用山东和江南士族高颖、苏威、杨素等人长期把控宰相地位，可心怀天下的隋炀帝却完全不同。

他受够了关陇贵族的指指点点，希望能广纳贤才为自己所用。

以军事为主的关陇集团，依靠自己在军事力量上的力量，不断通过军功来获取勋官，进而再以军官的身份取得朝廷官职。

、这一政治常态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到了大业八年，杨广突然下诏：「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

公开挑战关陇贵族靠军功获取勋官，进而获取文武职事官的政治常态。

同时隋炀帝还大力推崇科举文教，以此选拔山东和江南士子。此外，隋炀帝不仅在用人上背离关陇士族，还在地域上舍弃了关陇本位政策。

隋炀帝在位近五千多天，其中巡行亲征占去了2050天，车架滞留东都九次，共1650天，江都三次1100余天，而作为首都的西京长安，却只待了230天。

这些举动，使得关陇贵族愤怒不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了隋朝灭亡前夕，杨广同关陇集团已经貌合神离。

以至于他在农民军四起后，竟不顾劝谏，舍长安而去，谋窜身于江南。而眼见皇帝如此不可理喻的关陇士族，也只得去寻找其他出路。

所以当李渊在晋阳起兵后，大隋的基本盘关中摇身一变就成了大唐的基本盘。

实事求是的说，从一个皇帝角度来说，杨广在位期间做的都是对的，但他太心急，想要拔出“树大根深”的关陇士族，建立新的政治生态，岂是一朝一夕能够办成的。

他才刚刚开了个头，就要彻底转向抛弃他们。殊不知，在新的生态建立之前，关陇依然是大隋的基石，一旦基石不在了，大隋的倒塌就是必然的！

综合来看，如果隋炀帝没有这么多“或许”，再有个一两代人。大隋就会成为那个巅峰时期最耀眼的王朝。

说到底，秦朝的灭亡也并非偶然。

作为历史上变革最为激烈的时代气息，郡县的秦与要分封的六国遗民之间矛盾空前激烈，完全无法调和，内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