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春运”之路有多长

文|赵柒斤

1月26日2024年春运正式启动，想起唐代江苏润州(今常州)籍诗人戴叔伦的“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不免遥想古代异地为官、经商之人的“春运”之路。

戴叔伦的这首诗是他任抚州刺史时回家过年，却在除夕夜“困”于途中而作。当时他被迫寄寓石头驿(今江西新建赣江西岸)，抚州至常州700公里，一名地方大员紧赶慢赶却无法回家与亲人团聚，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和不尽的凄苦况味，更衬托出诗人想家、思念亲人的孤苦心情。

同样因赶不上回家过年被“困”于途中的，还有隋朝文坛领袖、山西籍诗人薛道衡，“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两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该诗含蓄婉转地表达了作者急切的思归与家人团聚之情。唐代诗人高适除夕夜同样寄宿于旅馆:“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此外，还有唐代诗人崔涂除夕“羁危万里身”，俨然成为“孤独异乡人”。

古人虽“重安慎迁”，讲究“父母在不远游”，但随着社会发展，出行总会越来越多。在没有飞机、汽车和快捷通信工具的前提下，一切只能靠两条腿，或马(牛)车、舟船。于是，相传中华始祖黄帝“命竖亥通道路”，并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制造出车辆。商汤的祖先“服牛乘马”，远距离经商，揭开了以畜力为交通运输动力的历史。西周统治者不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及附属服务设施等建设。《诗经·大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礼·地官·遗人》曰:“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西周公路技术等级又分为路、道、涂、畛、径等五级，“路”容乘车三轨、“道”容二轨、“涂”容一轨、“畛”走牛车、“径”为田间小路。

秦惠王为打通川陕通道，修筑了著名的“褒斜栈道”，这条全长200多公里的栈道是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木铺板而成，并陆续开凿了金牛道、子午道和傥骆道等栈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按“车同轨”要求，秦国历时十年致力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的驰道网。《汉书·贾山传》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下令修筑了一条长约1400公里、穿越14县、终于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的直道。除驰道、直道外，秦国还在西南山区修筑“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等地修筑了“新道”。这些不同等级、各有特征的道路，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通达全国的道路网。汉承秦制，在秦原有道路上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

古代不断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国防、外交、商贸等的需要，也是为了促进官员等人员流动。秦朝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资源自上而下分配，郡县一把手必须“异地为官”。至西汉，为防范地方官场腐败、防止地方势力坐大，统治者不得不让“牧羊”的地方官员常年异地迁徙，使“异地为官”逐渐从模糊变成清晰的制度，规定地方长官的属籍回避制与三年一届任满轮换制度。

历史的车轮行进至唐宋，每至春节，探亲流、商贸流高位叠加，让本就行路难、交通难、经济难的古代春运更加捉襟见肘。于是，经商亏本和为避自然灾害被迫迁徙的人只能靠脚力往家赶，而外放的和外出办事的官员、经商发财的财主等便乘坐辇(轿子)、畜(牛、马、驴、骡等)车及后来的黄包车等回家，一路颠沛，能在除夕前赶到家团聚才是最大的幸福。

到唐朝，商业运输便有了统一定价，并设置最低和最高限价。《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曰:“凡陆行之乘，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日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虑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其山阪险难、驴少虚，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虑，不得下八十文。”

唐开元年间，诗仙李白决定返老家江油过年，从长安到江油全程900公里，除关中平原300公里道路比较平坦，600公里山路走了30天，他发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惊天一叹。李白回趟家，历时两个月，花费12贯(折合人民币约3万元)。

正是因为回家过年费时、费钱、费力，且还有其他天灾人祸等高风险，有人不得不发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哀叹。不过，让李白等期待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如今已成真，这才使得人们过年回家团圆的愿望都能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