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靖土司在明朝历史中的重要角色

明代社会矛盾突出，而这些矛盾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明代各个时期各个区域大小不等的战乱，面对战乱，明朝不得不依靠利用土司进行展开平乱战争，如此，使得保靖土司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由于保靖土司身处明朝动荡的时局，受到了明朝中央政府特殊政策的照顾，同时也因其独特而有效的地方民族性，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使得保靖土司成为明朝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少数民族“变乱”，对外用来抵御外部势力侵扰的重要军事力量。

如果按不同时期来梳理明代保靖土司的历次军事征调，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保靖土司“应调从征”的性质和特点。

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为了争夺鄱阳湖水域发动了战略决战。“会日哺，大风起东北，乃命敢死士操七舟，实药芦苇中，纵火焚死友谅舟。诸将鼓噪乘之，斩首二千余级，溺死者无算，友谅气夺。”

在这次战斗中陈友谅中箭而亡，朱元璋顺势攻下武昌，使华中两湖地区尽归朱元璋，而地处华中两湖地区西部的湖广土司也陆续归顺朱元璋，从而拉开了元末明初各地土司弃旧换新的序幕。

而在此次的鄱阳湖大战中保靖土司也参与其中，明洪武皇帝赐保靖安抚司彭万里升宣慰使司敕，此敕的保存对保靖土司参与朱元璋早年平定陈友谅之战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湘西土司辑略》对此事有过记述：“独太祖高皇帝一人耳。公筹此良久，不敢观望，因为投诚，纳土归服。公乃点齐目兵，自备衣粮，从军万里...南昌之警告在旦夕矣.....及兵接鄱阳，连舟师纵火焚寇，有功。凯旋之日，钦授公武略将军，封为保请州军民宣慰使司，仍奉論，令公世袭爵土。”

尽管由于史籍对保靖土司还参加了其它哪些明初统一全国之战缺乏记载，具体详情已很难考证，但保靖土司对明初统一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除了参加明初朱元璋统一之战，保靖土司在明朝初期也参与了一次平叛少数民族起义。宣德七年保靖土司跟随湖广备御都指挥张名共同镇压贵州苗民吴不尔起义。

可见至正二十三年到宣德七年，除了保靖土司参与了明初统一之战，有史料记载的征调仅仅一次，而且征调性质只是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征调的范围也只是在保靖土司区附近。

这说明了明朝初期国力强盛，不需要借用外部军事力量，其次体现了明朝受“德怀”政策的影响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仅仅只是有限的征剿。

据《明实录》记载，正统十四年，湖广参将张善率领保靖土司征剿五开苗及广西壮人的反抗，这是《明实录》记载明朝正式大规模征调保靖土司的开始。

其实征调保靖土司从明初即有，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前者不具有后来被征调者的份量，包括出征的人数、次数、战斗规模等，从此之后，明朝关于保靖土司“应调从征”的记载不绝于书，显示出明朝对保靖土司的倚重。

现以《明实录》及地方资料所记，把这些军事征调按征剿对象的不同分为三类：其一为“征蛮”，即对少数民族“变乱”的征讨；其二为“征贼”，即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其三为“御边”，即参与沿海抗倭和明朝北边的军事活动。

明英宗上台后，改变了明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德怀”政策，宣扬“示威四夷”的民族政策，对于各地少数民族地区的起义采取坚决地镇压。

保靖土司的“应调从征”在这一时期十分频繁。从正统十四年到万历四十七年的时间里，保靖土司所参与的战役达到了四十八次，计算下来几乎每三年就有一次军事征调。

其中保靖土司所参与的“征蛮”战役就达到了三十三次，占所有战役的八成，可见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已由明初的有限征剿改变为频繁征剿。

通过保靖土司的军事征调不仅可以看到明朝对待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改变，还可以看出保靖土司征调的范围也有所扩大，不再是明朝前期仅限于保靖土司区附近的征调，而是逐渐面向四川、广西等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参与战争。

不仅如此，保靖土司也开始参与了援辽战争与抗倭战争。这也表现了保靖土司军事征调的范围已经达到明朝的北方边疆与沿海地带。

明朝之所以远距离地征调保靖土司，一方面是由于明朝对保靖土司的了解有所加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保靖土司军事实力的增强，已经可以适应了长时间长距离的行军作战，这也表明了保靖土司军事体系逐渐成熟。

此外保靖土司军事征调的性质也有所扩展，明中期四十八次征调中就有十五次属于“征贼”，这体现了保靖土司除了作为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外，也逐渐参与了在明朝管辖的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统一军事活动，证明了明朝已将保靖土司作为了国家军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明史》记载，崇祯年间，明朝征调鄂西施州卫容美土兵镇压张献忠时，即称:“时事日非，即土司征调不至，亦不能问矣。”至于保靖土司，比起没有受到冲击的容美土司更是不同。

万历末年的征辽沈的惨败使保靖土司军事实力大大下降，所以在明末多事之秋，很难看见保靖土司应调去镇压农民起义和抗金的记载了。

“闻尔已出兵辰阳”表明保靖土兵在南明时期依然应调出征，但并没有叙及勤王之举。原因便在当时南明偏安大局已去，旧臣各自拥立，保靖土司也饱受战乱之苦，力图自保自存，所以很难有勤王之举。

可见由于明朝末年吏治日益腐败，导致社会矛盾突出，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再加上北方蒙古的重新统一和东北女真民族的迅速崛起，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明显减弱。

比如杨应龙的“播州之乱”，明朝动用了全国军事力量去镇压也只是暂时稳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局势，同时也消耗了明朝稳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至此明朝也没有精力与实力再去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变乱”。

保靖土司在明朝末年仅仅被征调数次，并且保靖土司已经开始对明朝军事征调表现出了疲倦与懈怠，这更加表明了明朝权力的逐步丧失导致其对地方权力的无法控制。

总而言之，保靖土司积极参与明朝的军事征调，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参加各种性质的军事战争，这无疑不体现保靖土司已经作为明朝军事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保靖土司参与的五十余次军事征调中，深刻的表现出了保靖土司对明朝深刻的政治认同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这些军事征调例如“征贼”、“征蛮”、“御边”等征调性质的不同也反应了明朝不同时期社会局势的变化。

由此可见，按不同时期梳理明朝征调保靖土司所参与的战争，不仅可以确认保靖土司在不同军事征调过程中的征调频率，还可以了解明朝在不同时期对待少数民族政策的变化。

从保靖土司参与明朝军事征调的三个不同时期来看，征调频率是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并且参与战争的重要性也在逐步加强，同时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明朝对待少数民族政策的变化导致了保靖土司在不同时期征调的频率变化。